1、中文系与中国阿甘

　　头发中有什么，你就只能梳理什么。如今我要梳理的，是一些很轻的往事，它们如此不值一提，想要命名的时候，你发觉无以名之。但是，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就像你生来患病的女儿，你不能躲开她，把糖拿给别的孩子去寻开心。我是说我不能只想着明年赚钱的前景。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大学、青春、烧掉的梦和那么一点点不严重的疯狂劲儿。那是我与中国阿甘、浪打郎、帕帕共有的时光，间接地，也与楚岫和古尤尤有关。当然，这些名字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光阴老了，记忆犹新。那时我们像现在一样傻逼，但也有不同，就是梦想着做天才。它们就是我头发中的东西，属于我的记忆，滑稽可笑的往日，让我怀有乡愁的家乡。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梦，这话确实是对的。我常常会做白日梦，到了快30岁的时候仍然如此。我记得好像是林海峰说过的一句话：“棋下到这样，眼泪都要下来了。”我想，一个人活到这个年纪还做白日梦，眼泪也该下来了吧。怎么活到30岁的，这实在是个谜语。就算我知道了谜底，眼泪依然是眼泪，那么算了吧。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算了吧。
　　1991年的夏天我走进L大学面向崇山中路的大门的时候就做着白日梦。新生活开始了，俗语说，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我没有毕加索的巴黎，没有马拉多纳的那不勒斯，但我会有那么一个地方，它对成就我这个天才有着特别的意义。此前两年，还在上高二的时候，一次跟我妈闲聊，她说，那些大作家多凄惨啊。我说我就想做那么个人，一辈子啥也不是，临死前一年闻名四海，我宁愿一辈子孤苦困厄，只愿有那么一部作品，让人记住我曾经活过。我操，你不能不相信，我属于有过青春期的那种人。那时候我的确傻逼到那种程度。后来我懂得了，不是谁想一生不幸就能一生不幸的，软弱的人怎么咬牙，该做不到还是做不到。天才辉映的天空中必有大量要做天才而无望者自我焚烧的灰烬漂浮其间，两者的差别就像是星空与一台黑白电视机后半夜没了节目之后闪烁的斑点之间那么大。
　　但是我在19岁即将来到的时候仍然经历着延长的青春期。我不认为L大学不能加速我做天才，我的哲学是，任何一个东西，哪怕几粒灰尘，被天才遇到了，由于宿命与上帝的原因，都会有所裨益。
　　开始吧，故事。我该自言自语：你丫总是愿意抒情，比帕帕强不了多少。让你明白抒情与排泄的关联总是那么难。实际上，你该长大了。或者更真实地承认：你已经长大。现在开始回忆，把过去的时光干掉，然后勇敢做王菲吧。这最后一句话，是奎子说的。我毕业后曾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桌子上总有有关明星什么的书。奎子是同事，有段时间一无聊就拿起一本书念书名：“勇敢做王菲，耶——”后来看我总是事事的不成熟，就打击说：“你有个几把个性？你就勇敢做王菲吧。”意思是，你愿意找死，谁也不拦你。如今又过了几年，我看王菲也做不成了，还是做孙燕姿吧：那是月光，如此的美丽~
　　LETUS拿起枪，把往事毙掉。也许往事本非如此，尼采说，没有事实之类的东西，所谓有只不过是一种解释，我也许打错了方向。但是没关系，LETUS抠动扳机吧：中国阿甘，在1991年深夏，在中文、外语、财会三个系混住的第10宿舍一楼的通过一扇朝北的窗子吹进的带有杨树气味的微风中，站在屋子中央，跟他父母说话，顺便瞄了我一眼。
　　这个傻逼后来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成了我大哥。这个傻逼靠自己的美德而生活，完全自立，果敢有为，成了我学不好的榜样。这个傻逼不像我和浪打郎那么爱招摇，但是，你瞅他瞅人的架势，就知道丫也是个装逼的主儿，多多少少，也犯有做天才罪。
　　菲茨杰拉德的那句名言——青春是一场梦，一种化学的发疯的形式——如今人人耳熟能详，但在我们的过去，确实有段我们知道它而大多数人不知道它的日子。它以及那段日子对我们有着某种私人的意义。你知道，生活，有时候，是来源于艺术的。你不能说你没从电影上学到过接吻的方式，你也不能说你没有从作家的话里找到过傻逼的理由。我们读到了他的话，就更想尝试化学的发疯，命中注定地，我们将在这个地方有个四年的聚会，一起惨淡，一起威水，一起悉心研究如何让自己更像个笑话。所谓做天才，其实就是认定nothingbutbest，站在屋子中央的中国阿甘的母亲就正在对辅导员介绍说：他怎么样，当父母的不好评价，再说我们也不懂，反正他喜欢中文，高中那些老师都说他在学校里是最好的。中国阿甘很牛逼地听着，感受着母爱，我也很牛逼地听着，心里核计着：在你们那学校最好顶个几把。

2、诗社与浪打郎

　　中国阿甘在我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在某个很深、很小的角落，说实话，丫地位很低，我们瞅他跟瞅草履虫没啥区别。原因只有一个，但是很重要，他不是完全的诗社成员，血统不纯。实在是没有比这一事实更显然的了：诗社就像一间温暖、明亮的咖啡馆，我们坐在里面喝咖啡，衬衫白净白如高山的积雪，思想高蹈高过飞鸟的翅膀，是时代的箭头精英，谈天之余俾睨窗外绝望的人民，心生对普罗众生的悲悯和对现世的满足。我们就是这么同情地看中国阿甘的，他徘徊在咖啡馆门前不敢进来，还做瞧不起我们状，一个典型的菜农。
　　这个咖啡馆声明狼籍。后来有些人说，八十年代是段理想主义时光，捎带着，90年代初也有余韵。实际上，诗人相当于精神病患者，这是老早就有的定论，八十年代已经如此，怎么能污蔑当年的人民没有鉴别力？在高我一级的师兄找到我之前，我班的一位很聪明的女生已经很醒目很紧张地告诫我：别加入，他们就是想骗你两块钱！
　　这位师兄没骗到我两块钱，是浪打郎骗到的。据说浪打郎他们宿舍的一帮流氓用包括我在内的几个青年才俊的总共10多块钱大喝了一顿汽水，上帝见证，我至今仍为自己能为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略尽绵薄之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我确信，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土鳖虫从此喝便宜汽水上瘾，因此再也不能从喝汽水这件事本身得到快感。
　　沈阳名产，八王寺汽水，气儿足的是本厂产的，有泉水的那种甜味儿；气儿不足的是分厂货，里面兑有糖精。他们能分清本厂分厂，瞎子都能找到针篦儿。
　　从这个事实中你可以看出，诗社本身不骗人，但其内部某些渣滓会勾结社外的一些内心阴暗的货色，利用诗社的无形资产招摇撞骗。后来，由于和浪打郎投契，我跟这帮骗子也成了很好的三年的哥们。直到他们90级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在系主任石大妈的恫吓制止下，在深夜，隔着带铁栅的一楼窗子随同窗外的他们以及那年毕业的所有人，大肆呼喊一些缺乏所指与能指的话，也就是说，基本上等同于嚎。全L大也许只有我一个在校生陪他们发泄，但我并不感到孤独。当年窗里窗外沆瀣一气，夜色茫茫，无形中社会鲨鱼的大口已经张开，而姑娘们就要嫁人，至今场面清晰，历历在目。那是L大第一次不是为了政治目标或者饭票问题而非法聚会，大家的理由，只是纯粹的青春终结的伤感。
　　师兄翻看我的笔记本，上面有我高中时代的诗，还有一点儿画。每首诗的下面都有一个署名，艾略特，塞弗里斯，雪莱，海子。这些诗都是我的，但是我署别人的名。你可以从这个细节验证我说过的话，当年写诗已经是很变态的事，再推论出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这是事实，但更有其他原因。确切的描述是：我不愿意让高中那些同学知道这些玩意是我写的，原因是我不准备对他们解释什么，一个天才只创造，但不解释，跟上帝创造世界的态度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我算不上羞怯，但还是比较沉默，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温文有礼。其实，那的确是本质的我嘛。我从来不是个流氓，这个我得承认。我只是在业余时间流氓流氓而已。一件事，如果我觉得它重要，我会吮住它，像吮住一片柠檬，不让它香而苦涩的汁水为人所知。而一切重要的事和一切秘密的核心，就是做天才。
　　师兄在我署名海子的那首诗那儿停下来，跟我谈海子。那么多更牛逼的名字他都无动于衷，偏偏对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敬畏有加，我自然掂量出了他的重量，口吻立刻傲慢起来。他故做目光如炬状说，这首诗也是你写的吧，我看出来了，海子可不是这风格。我冷冷地说，我对海子不感兴趣。整个谈话事实上到此已经结束了，后来他还絮叨一些啥，只能说明他是个看不出贵族眼色的下等人。师兄最终醒悟过来，悻悻地走了，大概对我的装逼感到困惑。
　　其实，我的理由不是他对诗人的鉴赏力，而是对现实中人的鉴赏力：他居然没看出我是个天才。
　　这件事发生时中国阿甘在不在场，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发生在入学一周左右。当时我琢磨的事虽然包括快到秋天了，该写首关于秋天的诗了，得琢磨一种新风格，但更多的是怎么更出位地装逼。我认为天才是这样的，他如此爱装逼，以至于真就装成了。至于锤炼技艺什么的，我还年轻，修远人生路，慢慢求索之无妨。这时候中国阿甘已经拿出了他的底牌：高考分很高，高得可以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书法不错，硬笔的，但是我觉得不如我，他是庞中华派，我是反庞中华派；喜欢足球；会下围棋，不知道水平如何，后来证明比我厉害多了，10年后达到通过网络每天蹂躏我N次如千手观音手淫般随意的地步；对周围人有影响力，因为跟他说话的人远远比跟我说话的人多；是个成功人士，很多本系甚至别的系的老乡都跑来谄媚，说早就听说过他，那架势仿佛是当地的黑社会。
　　我们班10男生，其中7个跟我住在一屋，25个女生，没有一个跟我住一屋。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虽然并非十万火急，是怎么弄到一个可以住一屋的女生。我们亲爱的L大是所著名的流氓学校，在沈阳各高校中淫乱的声望极隆，相当于上海“……在复旦，吃在同济，爱在华师大”里面的华师大。第二年一个朋友刚上这所大学，找到我问：听说这里的女生老开放啦，看上你就让上，是真地不？我说，净扯几把蛋，肯定有让上的，但那不得邂逅着吗，我还没邂逅着呢。
　　我最终没有遇到小概率事件，作为青春岁月的不幸，心灵深受伤害。半年后我告别了原来的女朋友，找到了新的，此女一本正经，典型淑女，认为约束我比放纵我更有意思，从此我走上了装人的道路，执伊之手直到如今。
　　但是浪打郎那时缺乏这样一种会把神经病儿童当作一个弱势人物来制约并抚慰的女性之光的照耀，他有点过于迅速地堕了落，放弃做天才的时间比我更早，大约是大四吧，1994。
　　谁都看得出来，从放弃的时间看，浪打郎是个绝顶聪明诡诈的流氓。但在初次见我的时候，他可天真着呢。丫纯情死了，头次见面先是夸我的诗，热情得跟着了火似的，我还没听够呢，就拉我去守望人。我操，我还不认识你呢跟你守望谁啊，答案是他的一个姑娘。丫生于“最残忍的一个月”的四月，跟全世界365分之一的人一样，与莎士比亚同天出生，就认定自己是灵童转世，并相信守望一个上完自习的美丽的姑娘是世上最动人的传说。
　　能守望的姑娘，显然不是自己的。我跟着这个胡子拉碴、目光炯炯、长发飘飘、酷爱穿大花裤衩子的大傻逼来到蕙星楼前面的广场上，据说他的目标会在下午5差一刻出现。那是9月末的一个下午，广场上阳光明媚，亚细亚的阵风吹来水雾，证明喷泉突然冲向了19岁的天空。我俩带着一股家狗似的闹哄哄的热衷劲儿大谈姑娘，多年以后我意识到，那时我意外地进入了镜宫，在镜中看到了一个同类，另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李若彤——弱智儿童。如果小说家写到这里，就会写道：无论将来如何，他们再也不能分开。我不是小说家，要解释一句：如果我有爱，那么的确有那么百分之几跟丫有关，我也挺几把自信，他也有那么点儿感情是对我的，心里有个我的专区。各位伶俐的朋友明鉴，傻逼有哥们多不容易啊，何况是super傻逼呢。

3、摩尔与帕帕

　　太匆忙了，写得，作为一个准备写15节的东西来说。人物出场太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1991年深夏是我的钻石季节，我收获我的朋友，跟在10粒沙子里挑出20粒珠宝一样便捷。要知道这是中文系，可不是随便什么别的玩意，俩屁眼儿的猴儿没有，帅哥和要做天才的傻子多着呢。当然，帅哥是他们，傻子ISME。另外，我承认，我的戏份太多，他们太少。我承认自己有点不要脸，太钟意主观镜头，道歉。但你可以信我的话，在谈我的时候，我也在谈他们。做天才嘛。浪打郎1991年最崇拜的英格玛.伯格曼说，大意，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工程师、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都不约而同地聚集过来，花很久的时间重建了更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共建人类文明的大教堂。我想——现在是我说话啦——曾经有过天才梦的年轻人，都是那一颗红心、无怨无悔的贩夫走卒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只有一块砖，但是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可以有整座教堂，在青春岁月里，我们曾怀着一股操蛋的激情，把砖放到了一个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没白傻逼，金字塔没有最下面的石头就没有尖顶，汉语文学万一再出个名篇呢，咱也是其中一个句号。
　　最终我要表达这么个意思，我们，浪打郎或者任何人，其实都属于同一个贩夫走卒群体，对外人来说面孔模糊，对自己来说清晰如画，不管模糊还是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彼此都是一样的，ME中有YOU，YOU中有ME。
　　另外，很清楚，无论我多使劲嚷嚷放过砖，功劳也算不到我们头上。当然不应该算。事实上，真正的天才无畏雷火建造了灯塔，那是个人成就提高整个人类智慧水准的典范，不是亲近群众，而是远离群众，丫们太牛逼了，咱们上了梯子也摸不着人家脚跟。
　　与此相关的，是当年有个说法，非功利。如果说世界上哪个词最傻逼的话，非这个莫属。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个词挺好，它的反义词就不好。我不准备改变看法了，虽然我越来越功利起来，像条鱼似地奔浮游生物多的臭地方钻，但在自己的可怜的理智与情感上还能区分出水的清浊，懂得至清而没我的水是多么具备审美价值。
　　多说一句，当我人生的蜜桃成熟时，我意识到，英格玛.伯格曼献祭般的激情，用心理学解说，无非是“人类生存的第四个需要——使自己认同于某一群体的需要”。话说得漂亮、感人，其实常常是一种技艺，所谓文学艺术，不过是个造梦的工厂。你可以说，我的确堕落了。你真的可以说。一个人聪明起来，没有不堕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梵高，只有一个陀斯托也夫斯基，我不是他们，我向您道歉，但的确决非本意。
　　我第一次见到帕帕可没意识到这逼也是爱为大教堂无私奉献的贱人中的一个。他是中国阿甘的高中同学，入学后某天从法律系宿舍跑来参拜，恰好我在屋，瞅见这逼坐在阿甘的下铺上，看似很牛逼其实很忧郁地抽着一枝加长绿摩尔。看过《洛丽塔》，我是说电影，里头那个剧作家在杀蚊灯下边儿抽烟的镜头没？帕帕当时就是那么抽的，你就听得“噗”、“噗”、“噗”，比大象吃了一百斤黄豆之后放屁还要响。很明显，他没把烟用鼻子呼出来，而是用嘴喷的，否则我就不用放屁来比方了——他的嘴才和肛门对应呢，鼻子怎么能对上。如果是鼻子，我就要说是大象便秘的吭哧声了。我是说，这鸟人明显不会抽烟，在那儿装逼哪。摩尔这种烟，当年卖12块一包，比后来美女作家的CK内裤神气多了，我那么能装逼，也不过抽抽红塔山，见了这种没分寸感的人自然很是不待见。帕帕走后，全宿舍的人都说，这人怎么这么傻逼。中国阿甘先是替丫辩解几句，后来绷不住急了，说：你们没有朋友啊你们没有朋友啊，我这么说你们的朋友你们乐意啊？
　　中国阿甘这人，不仅马列文论没学好，还不接受新批评的方法论，不从细节里出发，怎么评价一个文本？
　　帕帕这个文本，在当年，大概相当于《茵梦湖》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水准，相应地，我相当于《双城记》。也许贬低了他一点，但是对当时的他我的确不大了解。后来此人的水准，整体水准，突然发迹了一下，在我们之间，是在大三的时候。有那么种傻逼，成天阳痿，可一旦醒过味儿来比谁勃起得都厉害，从这个角度说，有耐心的姑娘苦熬几个春秋，等到帕帕展现雄风那天可就便宜大发了。
　　当然这是喻体，我并没有见过帕帕勃起的本体。十年间我见过自己勃起无数次，但是他们，这里提到的everyone，我是一次都不曾瞅见过的。我觉得这事儿证明了点什么，但究竟证明了啥还没想明白。
　　帕帕的勃起与否虽然可疑，但是他找到了女朋友，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我就知道了。与此同时，浪打郎差不多每天找我鬼混，我终于成功地介绍他喝了他生平第一杯可口可乐，丫跟任何对美国文化强奸没有抵抗只有高潮的年轻人一样，立刻上了瘾。他把他的诗拿给我看，我也拿给他看。他在我班女生面前说我如何有才华，由于他是L大的名人，女生们对我高看一眼。作为回报，我逢人就由衷地说，认识浪打郎不，我哥们，真几把挺厉害。其实在心里我恼怒不已：操，这逼怎么不在我初中时候出现，那时候我多需要这么个拉皮条的啊。不过，尽管弃我去者往日之日多烦忧，总算过去了嘛，最牛逼的是，我这种衰人终于混上了个大学上，还有人免费替我吹牛逼，尽情享用吧，美好的生活开始啦。唯一的烦恼是，这逼似乎，也许，可能，有那么一点，比我写得好。操。

4、1991年之冬

　　上帝啊，我操你亲妈。我发觉浪打郎比我写得好时差不多就是这么祷告的。在他与我之间，有着大学与高中的视野上的巨大差别。他提个什么人，有时我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成天被别人知识压迫，奴性再足的人也会反抗，何况那年深夏。
　　迅速地，我做到了两件事。停止看小说，除了还没看完的《喧哗与骚动》，因为小说再怎么说对写诗没有直接的帮助，集中精力看诗歌，尤其是一本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合集。以及，停止赞美这逼的诗，改为无情打击。
　　浪打郎迅速做出了反应，也停止了对我的赞扬，改为说我写得啥也不是。
　　中国阿甘买了本《圣经》，在宿舍里研究古代性交的特色，以及怎么在叙述时事事儿地说瞎话。帕帕常来，肥胖得很有风度的身躯往床上一坐，嘎吱一响。当他嘎吱的对象超出阿甘那张床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全宿舍的朋友。这逼特有礼貌，为人不错，就是爱说普通话，唱歌的时候把翘舌音咬得特清楚，招人烦。
　　沈阳话说起来有种洋洋得意的感觉，傲慢，跟北京话那种懒劲儿的洋洋得意和傲慢不一样，方正、乡气、略带攻击性。在高中时候，同学间说话，常用的话语模式是：“操你妈，昨天外语老师讲啥啦……”这个话听起来强悍，其实是种表示亲热的方式，虽然有点一家人得过了分。我跟外地人也来过这个开场白，差点打起来，所以说，文化差异的确是挺几把大。谁还别不承认，这就是种文化。非洲有种人，见面打招呼的方式是手按胸口，谁也不瞅谁，嘴里念念有词，念的是啥对方全不知道，就这么念，走到十八里地外的河沟了，还这么念叨着跟后边山头上那哥们打招呼呢。你要是说这是愚昧，不文明，人和人打招呼最好的方式是握手，那二百年前的英国人还不干呢，他们举帽子。不管怎样，后来我们这些优秀的东北人没少因为坚持自己文化的纯洁性被人误会，其实大家都知道，文化要统一了，多样性越来越差，将来在文化上只有耕地没有草场森林湖泊湿地也不好，世界上有识之士正在呼吁保存种类。我虽不才，也愿在此大声疾呼：我有权操你妈！
　　此三字经没用引号引起来，是因为是间接引语，不是我真有性欲的意思。通过这个背景，你可以明白，当年帕帕是多么孤独。一个年轻人，附庸风雅，冒着风险在一个粗俗的文化环境中表现与其迥异的另一种粗俗的文化形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傻逼精神？他不孤独，世界上就断断没有孤独这回事了。
　　韩语似乎也没有翘舌音——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个说法肯定是对的：我们学校有不少鲜族同学。丫们相当暴戾，没事儿就拿我们这些汉族面包当出气筒，其凶残程度，跟内蒙同学参差仿佛，说动刀刀已经在你肚子里。满族人归化得不错，因此也被出气。锡箔族之类的就不用说了，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算过年了。经济类专业里有些南方同学，锡箔族手痒了就揍他们。
　　但是南方，多美的一个词，怎不让我们心驰神往。不仅梅陇和虎跑这样的地名是美的，南方的姑娘，尤其令人想入非非。
　　浪打郎的想入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要我跟他一起守望的那姑娘很快就被他抛弃了，他看上了昆明美女贝阿特里齐。
　　贝阿特里齐就是“圣洁之女性，引导我飞升”的那个贝阿特里齐，浪打郎这么解释如此叫她的原因，大意是；他不想干她，只想作为一个纯粹的审美目标，放在心里当个纯洁的梦。这事我不理解，我得承认。
　　12宿舍是神女的居所，浪打狼常常在自己的窗子前遥望那个方向，我估计除了柳树光秃秃的枝条在寒风中哆嗦之外，他没看见啥。冬天来了。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中国阿甘和我，也成了名人，紧追浪打郎，没啥好下场。浪打郎和我的诗社，一个相当之傻逼的团体，已经举行了几次聚会，里面大多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堆破烂的家伙，美女一个没有，缺心眼泛滥成灾。我向浪打郎所在的103宿舍的喝了我的汽水的流氓们索要两块钱未果。因为不出早操的事儿，我跟长得有点儿像马晓春的一个系主任当众掐了一架，丫最终占了点儿上风，但我也没给流氓丢脸。有一天早上去看浪打郎，他躺在被窝里，胡子散乱，面容憔悴，睁开眼睛看见我第一眼就低沉地呻吟说：“每天早上，哼啊哼，醒来的这一瞬间，哼，是我最悲观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哼啊哼，我自杀了，那肯定，哼啊，是在早上哼。”

5、圣诞之雪

　　除了前面说到的几个人，当时还有几个人是重要的，我在这里称之为三剑客，而浪打郎、中国阿甘和我则是新三剑客，也就是三贱客。那时候帕帕还没深入参与我们的犯贱活动呢。三剑客都是88级的，马上要毕业了，不嫌我们资历浅，跟我们一起鬼混。
　　西门外的彩虹饭馆不是世界上味道最好的饭馆也差不多，你想啊，浪打郎曾经在那儿花了15块钱请四个人吃饭，肉菜齐全，四个菜，每人还喝了瓶啤酒。味道得好到什么程度才能这么便宜啊。
　　我们什么都能忍，常常到彩虹去吃饭。但是那个学年最值得纪念的一次饭局不是在彩虹，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小冷面店，三剑客要毕业了，一起露天喝酒。没怎么喝我就躺到饭店雨褡下水泥台阶上去了，老板真善良，给我盖了块臭气熏天的棉被，当时是夏天，我还觉得冷。浪打郎当年的酒量也强不了多少，没多久也跑来跟我抱在一块儿。大约有一个世纪之后，三剑客拉我们起来，要求我们陪他们去辽宁歌舞团。我虽然高了，还知道那地方美女多，而浪打郎立刻就醒了酒，瞅那劲头儿要是不带他去他能把皇姑区给平了。
　　辽歌大院后来成了我们常去玩的地方。美女当然没捞着，人家天天晚上有奔驰什么的在楼下等着呢，再说我们看上去也不特别像种马。我们去是因为俩朋友，可以蹭他们的饭，可以借他们的书，还可以把诗给他们看。他们比我们6、7岁，住在大院里，如今一个干腐败公司呢，一个跑南开当上了教授。
　　三剑客在春风文艺出了本《当代大学生最新诗选》，如今在几把文坛上有点儿名的傻逼被他们一网打尽。我们帮他们卖书，几乎一本没卖出去。酒桌上见过几个有名儿的诗人，见完了我跟浪打郎达成共识，全是傻逼，比我们差远了。海子骆一禾的合集出了，黑封面，我们也帮着出书的远方某人卖，卖得不错，自己没贪污，如数把钱交给汉语诗歌事业。
　　在1991年的圣诞节，诗社去小南教堂，我自告奋勇说认识路，结果坐环路车早下了一站，找了半天才望见其星斗笼罩的尖顶。教堂里的活动根本不让我们参加，丫们很尊贵地在暖和的屋子里唱歌吃饼，让我们在外边雪地里冻冰棍儿。当年的确是有那么股需要信仰的劲儿，大老远跑去的不只是我们诗社，各校的大学生多得跟蚂蚁似的，我看差点儿挤到铁岭。有人跟教友对话，想进去暖和暖和，教友大概说要暖和家暖和去，反正没让进。对话这种事压根儿就不能信，要说有用，还得做天才，你要是米开郎基罗，哪个教堂不让你进，你想爬高还有人给架梯子呢。昆德拉说，某某党就是教会的替代品，等级秩序啊，上帝和魔鬼的善恶二分法啊，都一样，我算信了。宿舍关门了，我们二十来人无家可归，当了好几个钟头的寒冬夜行人，最后是一姐姐敲开了一光棍的房门，我们才得以休息片刻。那是家电子游戏厅，收我们10块钱，让我们呆会儿。操，本来我还以为可以打几把呢，那个几把老板特和蔼地先声明了：“后半夜玩声儿大，楼上该不乐意了，要不就让你们玩了，对不起啊。”
　　在一个永远说不清的角落里我睡了会儿，然后被叫醒回校。路上，浪打郎说：看见路上那些雪堆没，顶儿上都是黑的，有种特别恐怖的效果，我准备写诗里，你要不，你要给你。我想了想，真挺恐怖的，就说要，回去就写了。当年浪打郎说什么事特诗意，肯定会说“恐怖”，恐怖在他那儿是诗的代名词。文艺理论教科书上的文艺起源学说，种类那么多，他就觉得巫术说最牛逼，看《金枝》跟看《金瓶梅》似地上瘾，没事儿就跟我说遍他小时候怎么在田野里拖着死孩子跑，死孩子的小脑袋怎么在垄沿儿上磕得一蹦、一蹦。
　　《金瓶梅》补足本，他找机会让我瞅了一眼，我只看到了往潘金莲的那儿塞杏的那段，他妈的，立刻就记住了。次日上课，给坐旁边的一男生当场默写了一遍，老几把得意了。可惜没给中国阿甘看，否则他不会变态得那么晚。当时他写诗，但是看到我和浪打郎的飙劲儿，似乎认为文学虽好，落在混蛋手里也是祸害。要是给他看看怎么塞杏，估计他不会一边写诗一边忙着装正人君子，心灵受到巨大煎熬，以至人格分裂牙齿被苹果硌掉。

6、寒假的连续快速赋格

　　说谁上了大一还在掉牙，或者说，才上大一就掉牙，肯定都不是那么正常。但中国阿甘确实就弄过那么几出。头一次是在1992上半年，当他遭遇生命中的一颗红苹果的时候。
　　那苹果，我捏过一下，捏出一个坑。我可不是电视剧里拿起酒杯嘎巴嘎巴捏个粉碎的那种粗俗货色，所以你可以想见该苹果的质地，俩字，稀面。离奇的是，当时我不仅拿着那苹果，而且还不知所措哪。我只顾目瞪口呆地瞅着中国阿甘的脸色，听他连续不断地说：“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等从他嘴巴丫的粉红色泡沫里看出端倪，再低头一看，#@$%$#@%，萨尔瓦多·达利我的大师啊：一颗牙嵌在白乎乎软绵绵糨糊似的的果肉里，效果殊为惊人，就差蠕动几下啦。
　　所以以后中国阿甘一逼扯，我们就说：“吹牛逼别让牛逼把牙给拔喽。”他一听这话立刻把嘴闭紧。
　　要是你以为我们能用这个咒语控制他，那你可就天真了。这厮何等样人，表面上给我们面子，实际上有自己的算计。牙掉之后，他跑到宿舍后面的医院不知道用几号水泥把窟窿给堵上了——我忘了说了，掉的不是别的，是门牙——结果一张嘴就白花花的一小块，放在黑牙丛中效果端的不俗。他闭嘴，是为了美观，丫虚荣透了。
　　当年浪打郎曾把嘴分开到9点15分的角度，艰难地只用舌头对我感慨说，瞧，这口牙。我一瞧，洁白如玉。他合上嘴说，知道不，这就是因为小时候家穷，没钱吃药，你瞅你牙，一看就是出生在富人家。这逼吹牛逼一向如此，先让你舒服了，然后显他大眼儿。我瞅我牙，我眼珠子能掉嘴上吗，我瞅得着吗？当时年纪小，不懂牙黑不好，以为一代人都这样，不现我一个。后来，操，我这代人真够可以的，一个个儿的都自个儿偷偷去把牙给漂白了，没一个通知我一声儿。结果到现在我还是四环素牙。不知道这几把玩意遗传不遗传。
　　从色泽上推断，我和阿甘不仅出生于富人家，而且还得是豪富之家。所以你可以猜测到我看到苹果镶牙时的感受。
　　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家还住那个房子，我跟奶奶的房间朝北——当时她还活着。我床在窗下，成天躺床上看书，她床靠边儿，成天躺上面笑呵呵的，祖孙俩就这么精神病儿地度过了整个假期。中国阿甘比我牛逼多了，跑到上海去丢人。开学后看到照片，他满面病容，穿个军大衣，旁边是一洋气小妞，两人姿态略显尴尬。估计是二人试探着拍照的女方男友的容忍程度准备做亲昵状，还没做到恰恰好，那哥们已经不满意了，当即按下快门。所以这是张留有余味的照片，看到它你总要想，在快门闪过的那瞬间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阿甘坚持说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宿舍里那帮傻逼就是不信。不管怎样，大家知道，中国阿甘得了场重感冒，是小妞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之生还，发生地是上海，不需要别的了，这已经具备浪漫故事的全部要素。感人啊。
　　对了，那是1992年。大傻逼中国国奥头球队在吉隆坡9分钟让韩国进仨球。放假前大家打赌，回来后，作为那堆人里仅有的俩真球迷，预测最不准确的中国阿甘和我只好请大家到三食堂附属小吃部吃饭。
　　中国阿甘成为L大球迷协会的会长，是在一年后还是两年后？反正这逼最后达到了抱着足球上床的地步——修辞性的说法。而当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文艺创作上哪。刚上学不久，我们班出了期班报之类的东西，上面有中国阿甘一首诗：让我流浪。假如有一天你到L大，听说曾有过一个流浪派诗人，那说的就是他。
　　我没什么派，帕帕似乎也没有。浪打郎有，但不是别人送的，是自己封的。他有天穷极无聊，在图书馆看诗歌年鉴，突然在某年，就是挺有名的诗歌大展那年，的那部分里看到这么个名儿：撒娇派。丫惊喜不已，觉得拿这个来埋汰自己最合适不过了，回来就到每一个可以推门进去的宿舍去强迫人家承认他是撒娇派。
　　浪打郎有种天分，就是能够在把自己当回事与不当回事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不管这逼怎么说要在早上自杀，本质上跟亨利.米勒他们那帮美国人差不多，都是快活的、有生命力的蛮人。这种人有种魅力，吸引你不由自主地接近他，好像他真有个什么光环似的。实际上，那魅力就是活力，一股新鲜躁动的冲劲儿，不能不表达的对活生生的感触的渴望。
　　《渴望生活》，影响了我们的20岁。至今我都觉得欧文.斯通起了个好书名，多有派头儿啊，一看说的就不是下等人的事儿：渴望生活。
　　我们自己呢，生活过么。我得用这个问题问浪打郎，问阿甘，问帕帕，问我自己。我想我们会回答生活过，但我们会迟疑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迟疑这一下？
　　当我躺在床上看书；当阿甘在上海的雨中打着哆嗦不停地擦拭眼镜并跟根儿蜡烛似地流着鼻涕；当浪打郎在某个地方做某事；当帕帕在另一个某地方做另外某些事——在1992年年初的寒假，以及其后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实际上，半是实体，半是虚妄。我们不屑那个实体的，想找到的是那个虚妄的，别处的。我操，跟任何不安分的安德鲁一样，我们化学发疯了一气，啥也没找到。最操蛋的是，我们不仅没找到，也无法透彻地把自己没找到的过程告诉别人。有些人做到了后一点，他们狗娘养的运气好，当上了天才。轮到我们就剩下倒霉啦。
　　怀念一件事离软弱不远，但我不爱装逼，对不，我承认我有点儿怀念。我怀念中国阿甘那颗牙。亲爱的帕帕，要是有一天我找到它，我就把它串起来给你当护身符，你要是不要，就给你的狗，你的狗再不要，就给你老婆。
　　浪打郎总给我讲黄色笑话，最在思维上触动我的，是一个叫“脚气与梅毒”的。我觉得这个佳构比欧.亨利牛逼多了，从此不再特别瞧不起小说。当时我想搞个行为艺术，就是让全校男生女生都躺到蕙星广场上makelove，唔呀，唔呀，男老师不许参加，年轻女老师不参加不行，中间那个炉桶状的现代雕塑不妨搞成几根阳具的模样，上面挑起旗帜，以董其昌之菲靡靡体，书写行为名字作：N月N日的大典或哼哼祭祀——那时候啥都流行中间带个“或”字儿，我看姓马的文化人生个儿子都不能叫马良，得叫马或许良。第二天再搞，可以叫N+1月N+1日的大典或哼哼祭祀，长期坚持，每日一搞。具体说，就跟做日报差不多，相应地形式上可以有头题、副头题、大策划、小花絮、报耳、副刊之类的把戏，2版还可以搞点与企业联姻，大家兴头足的话还可以干个号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天天生活在艺术世界里了。浪打郎不屑地说，不新鲜，早有人搞过了。我说是吗，哪天搞的，我怎么没参与着？说到底，根本上，像莫里尔·斯帕克写的：浪打郎先生和那年深夏先生正值他们的青春年代。
　　美妙的荷尔蒙在我们身体深处嗡嗡响，光写诗实在沉闷，总想干点儿什么疯狂事儿，干而不成，闲逼扯扯。
　　这时候我已经听说了楚岫，但不知道她的名字还跟另一个大人物联系在一起。全国各高校的诗社之间有些联络，有些游吟诗人会在季节好的时候从南方到L大来，邮局也会送来别校的刊物。我记得有本13所还是23所高校联合出的内部杂志，里面有个人，名字至今还记得住，从“黄金的鞍鞯”依次写到金璎珞、金马掌，有没有金马粪包和金马屁不知道，反正他家好像是金铺马铺一起开，非常华丽。还有《象罔》么？我似乎弄错了。肯定有《边缘》，陈东东、西川他们都在上面，王寅在不在不知道。这种地下刊物不少，所谓诗，基本上是瞎话儿，我们给它们个不屌。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大学时代——诗歌特刊》，L大自己的。因为上面有个名字，听人说是88的，也是中文系，大我三届，是很有名的美女诗人。这个名字后来在网上就成了楚岫。我一直没见过她，直到毕业一年后，算起来，久仰了5年多。
　　再有，这段时间可以说说的事，就是我总幻想自己跑进了10舍后边的幼儿园，扫掉木板上的雪，玩秋千。诗人总是出世时搭错了车，破诗人身份可疑，也够戗能例外。我没去玩秋千，但我的另一个自己，相当于“雅罗米尔”的“泽维尔”，去玩了。晚饭时间我向女朋友那儿走去，路上设想着没有热力的冬日暮色笼罩着空荡荡的幼儿园，积雪的颜色像廉价糖块儿，而自己像个塑料画片儿，就跟个傻逼玩偶似地不胜孤独起来。

7、拨拉墙

　　夏日灿烂的阳光照耀着10舍窗外悬挂的湿淋淋的衣裳，一只散发潮气的筐被悄悄地放在111房间的窗口，蜜蜂在嗡嗡，那年深夏和中国阿甘伸手把筐给扔了。
　　直接来到夏天，忽略大一下学期，事出有因。当时我成天谈恋爱，要讲点儿做天才的事儿，也只能说我自己：晚上在自习教室或者图书馆，写完一首诗，罔顾四周，只见一群傻逼蝇营狗苟，想不高傲都难。至于浪打郎他们，说实话，我眼睛净盯着女朋友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
　　到夏天，大二开学，我们依然执迷不悔。我们没你想象的那么完美~~我们承认有时候也会辩不清真伪~~简单说，我们要继续做天才。否则我们也不会把筐扔掉啦。它是一个挺俊俏伶俐的同班女生放那儿的，特信任地对我说：“帮我看着啊，叉叉。”叉叉是我的名儿，没有姓，可见叫得挺亲热的。但是，我们认为，那筐挡了我们的阳光，我们要把它推到地上去。
　　这事直到毕业她还记着呢，但从来没生气，毕业留言上还说她想到这事就笑了。她跟大家一样知道天才是与众不同的，也就是说，她不能跟傻逼一般见识。说真的，我始终觉得我们，当然主要是中国阿甘，深受广大女生的爱慕，而且很有证据。这种爱，绝对不开玩笑地说，应该这么理解：世界上有种叫作“哩哏咙”的东西，它又美又残忍，如此罕见，以致好奇的大多数需要有人去找找，丫们不愿意被“哩哏咙”咬死，但不妨碍对烈士怀有一丝好感，就像我们对一个小孩子的天真捣乱怀有宽容的温情一样。而且，一个20岁的男的浪漫一点有气质一点啥的，也不会特别遭人烦嘛，我们知道这一点，有时候侍宠而骄了点儿。当然这是就中文系的环境来说的，国际经济系的那帮方脑袋可能另有观点，但那是遥远的世界里的事了，事实是我们不受打扰地活过、写过、牛逼一点点过。
　　世界对待找“哩哏咙”者的态度，就是：笑。找到的人还好，找不到的人就彻底傻眼了，找不到又被咬死的，我操，我都觉得是傻逼。当年确实有些250的纯良青年自杀，我觉得真能写到海子那样也值得，但有一大摊子人写得还不如我们呢，不知道怎么就被迷惑得认为自己有资格不活。当然我相信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人生到处都是陷阱，孩子们千万小心。自然，上面说的“咬死”的“死”和这个死不是一个意思。反正我们是逃生了，哼哼，我们是“哩哏咙”奈何不了者。后来我们重整旗鼓，准备生活，谁能说我们就不能活下去？帕帕，咱再无谋也还有勇哪，对不，拿出点儿干劲儿来，帕帕！
　　屋子是安静阴凉的，窗外是明亮炎热的。蚂蚁蚂蚁蚂蚁蚂蚁蝗虫的翅膀在录音机里扑打，有人在窗前的刺玫树下玩扑克，棒儿，掐一，拱猪，输了的必须把鼻子伸到牌摞儿上去拱出黑桃Q，还得发出帕帕他兄弟吃热食时的声音。新生来啦，漂亮女女总是少数，男生什么形状的都有，穿着几把军装，跟傻逼似的“哐”、“哐”、“哐”、“哐”地在林荫道上正步走过。HY来到做天才俱乐部。
　　HY的做天才跟我们做天才大同小异，天赋不多，雄心不小。作为92级新生，他首先慕名觐见了浪打郎。浪打郎没看上他，一顿装逼，以致这逼见到中国阿甘时差点儿哭了，神经质地说了一大堆话，核心意思是：您的江湖地位那么高，怎么还这么平易近人啊。
　　中国阿甘慢条斯理地说：“这有啥奇怪地。在一个贫瘠的年代，诗人何为？诗学即人学。”
　　中国阿甘的话代表了一种气氛，该气氛装逼且不仅装逼，洋溢在我们中间，应该说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和流氓亢奋主义。即谁都可以吹牛逼，谁都可以埋汰谁，谁都可以游戏性地耍谁，谁都可以打击对方最脆弱的敏感神经而不必有任何负疚感。谁要是因此情绪低落，肯定跟在角斗中落败的野狗似的，进一步受到集体性欺负，丫的鼻子都能被咬下来。
　　在这种气氛下，在HY加入的壮大形势下，我们的“拨拉墙”建成了。
　　“拨拉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名字，当时是无名的。你可以看出这个名儿跟“柏林墙”谐音，这是得名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语意。玩过那种游戏没？小时候，几个小男孩躲仓库后头玩水蛭，一边用小棍儿拨拉一边念咒语“拨拉拨拉硬硬！拨拉拨拉硬硬！”水蛭嘛，当然是隐语，其实是鸡鸡。我起这个名字，意思是说，这面墙的建立，对我们来说，作用是自我激励，相当于用小棍儿拨拉心脑中的天才成分促使其硬化。
　　我从来没看见过一个小男孩拨拉硬过，没见过天才，估计也没一个是拨拉出来的。
　　简而言之，墙是我床头的那片墙，上面糊有白纸，大家往上面题词。我记得有“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似乎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但我明明看见过一次署另外一个名儿，所以虽然印象深刻，作者是谁反倒悬疑。黄金嘛，莱茵黄金什么的，文化含义复杂，有这个背景。还有福克纳的两句话，希腊古瓮颂的价值抵得过全某某县的老太太，以及，如果一个好作家不得不抢劫他的母亲的话，他没啥可犹豫的——这两句话的存在证明了我们的确持有前述野狗哲学，这可不是盖的。浪打郎等快嘴还健在，我不能不承认似乎有这么一句嗓门粗俗的话，不知道谁写的：你必将成为大师。操，丢人丢大了。怎么不写不天才毋宁死呢？有过这么一句雅致、沉痛而有风度的话：你看看我的脸/岁月流逝/容颜已改变。是罗赛蒂的诗。有没有“辉煌的塔楼和低矮的茅屋都迈着同样的步履匆匆”？还有很多，全是字，大概有那么几千。有我的座右铭，但这里不提了，那话确实是太牛逼了，我准备私有化之。偶尔也贴张画，有过克里木特的《吻》，可惜那时没搞到够大的梵高的《星空》，是个缺憾。我还贴过自己画的维纳斯，描摹重点当然在乳房，也画过君特.格拉斯等，水平还是不要说了。中国阿甘画过一只猴，我是说谁也看不出来他画了个人儿。在一个早上，帕帕跟小偷似地跑来用他浪漫多情的笔迹提了一句：猪，别睡了。
　　墙下那张床，是我们常聚集的地方。我们几乎就在那里吹着牛逼，发着梦，拨拉着年轻的日子，度过了几个男人一生中的三或四年。
　　111房间是它的地点，傻逼事件是它的名字。
　　后来，2001年夏天，我们班为了纪念入学10周年，搞了个回归活动，就是一起吃饭腐败并享用某政府机关的二奶性质别墅——二奶不许玩——估计还有企图搞业务联合和搞破鞋者，其中一项活动就是重回L大。中国阿甘客居北京没回。在10舍111房间窗前，大家照相，喀嚓，喀嚓。我用杀人犯似的阴郁的目光——杀人犯我见过，有回见了19个，半自动步枪在脑后一响，全翻土坡上——瞅了瞅它刷了新漆的窗棂，似乎又看到了青春之灰烬，脑子里一片空白……有股几把无名的混帐电流在身体里头悄没声儿地响。璩美凤姐姐说得好：情何以堪？
　　111，旧宿舍阁子也，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槐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其实呢，不过就是个地方。
　　毕业临走那天早上我把墙上的纸撕了。由于它上了点儿年纪，我们又抽烟，它又黄又脆。帕帕当时在做什么？中国阿甘先走了。浪打郎毕业一年了。人去楼空，窗子大敞，微风吹过之处尽是虚空。一瞬之间，拨拉墙不复存在。帕帕爱引用的大师之诗犹在耳边：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一响，只是唏嘘一声。　　

8、浪打郎飞行的日子

　　毫无疑问，在我们当中浪打郎是最操蛋的。这逼是不是个良民大可怀疑——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我认为是中国阿甘。现在我终于承认，阿甘洞察力非凡。浪打郎的操蛋不仅表现在像个发情的公狗似地恬不知耻地勾引姑娘的劲头儿上，你完全可以想象它追在人家屁股后面嗅闻的激情而不至于离事实太远，还可以从这个细节中看出来：这逼曾经唆使我偷过一个东西，而丫的迷魂术如此高明，以致我真的平生第二次下了手。我头一次偷东西还是小学3年级呢，偷了我妈5块钱，遭痛殴，几立毙，那之后我早洗手不干了。被丫引诱再次堕落的经过，简单说，是因为爱情。那是冬天，傍晚，浪打郎对我说，孙子有个东西，咱得搞来。孙子是浪打郎同届不同班的同学，由于是学生会成员，在L大扩大招生疯狂敛财乃至床铺吃紧的年代被发配到我和阿甘的111宿舍来当第9人。我说，恩，好，他有仨宝贝，一是海螺，有半个脑袋那么大，二是炮弹，丹东边防海军的真家伙，三是警匕，咱偷哪个？浪打郎说，海螺。我说，好，等这逼走了你就下手。没想到这逼居然说，我不下手，你下手，我不能在贝阿特里齐的生日里做背德之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谄媚居心，但是没有打击丫的，反而给予了深挚的同情。这逼就这逼样，精神病，人家好男好女过生日都干干以庆祝，这流氓反倒当斋月过上了。我虽然思考了一下其中的性倒错意味，还是说，noproblem。
　　那时浪打郎每天至少会对10个女生说100遍“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但是我得承认，清新脱俗的贝阿特里齐是他最深的梦。至今我还认为那女孩不是一般人物，所谓人精，说的就是她。当时参与求偶活动的，我知道的，包括浪打郎就有四个。一个相貌堂堂的装逼犯，又一个相貌堂堂的装逼犯，再一个相貌堂堂的装逼犯，加他。结果呢，贝阿特里齐对这个抛抛媚眼，对那个发发嗲——当然都是以超凡脱俗的方式，美妙又朦胧，恰如月光在树叶上的一闪——把他们全弄迷糊了，然后果敢地跟了另外一个四川哥们儿。这四川哥们，既不相貌堂堂，又不是天才，让浪打郎十分不忿。后来，一年多之后，有天我跟浪打郎穷到死，俩人凑了5毛钱去买烟，在商店里刚拿到手一包“大生产”，就听身后一个四川口音不无夸张地朗声道：“阿姨请拿包红塔山。”操你奶奶的，霸占神女就够了呗，还这么装逼啊？回头一看，在那哥们儿身边，小鸟贝阿特里齐忽闪着大眼睛，歉意而天真地，深深深深瞅了浪打郎两秒种，我操，风情10000种，我见犹怜。不必看浪打郎的神情，我就立刻感到，那眼神穿透了丫的红T恤，击碎了丫的心，再次掀起了丫灵魂的波澜。我是说，这情感，不管怎么说，存在于胸腔当中。丫的情感既然存在于胸腔当中，那怨不得别人，放在那儿就是准备破碎的，除了变成粉末没有别的前途。另外，你得认识到我们的世界的智识并不停留于此：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傻逼。我们这届有个哥们儿爱上了外语系的一靓女，曾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自述在俱乐部中瞥见那绝妙身影时的反应：几把不禁一抖。
　　用上半身恋爱的傻逼有很多，擅长用下半身却偏要用上半身的傻逼却只有一个，丫就是浪打郎（1992—1994）。本质上讲，这跟其为书所误的世界观有关，套用纳博科夫讲流派的话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傻逼，就是要做天才的傻逼。后来丫自我易帜，疯狂使用下半身而上半身功能陷入瘫痪，你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悔改。
　　“大生产”是种地产香烟，这么说吧，抽上一口，感受就像后脑勺被抡了一棒子。如果你先抽过别的烟再抽它，无论先抽的是什么，感觉都像是刚跟小甜甜布兰妮亲热了一番过后立即被沙克·奥尼尔摁住狠狠地同性恋。要是能抽完一枝，那感觉就波澜壮阔了。我跟浪打郎郁闷地溜达到花池子边儿上，坐在栏杆上一人抽了一根儿。然后这逼又拿出一根儿，举在手里，在那儿较劲。可见丫已经没有任何理智可言。
　　在那之前一年多，晚饭之后，早早来临的暮色带走了孙子。我耐心又耐心地等待宿舍里的所有人，包括中国阿甘在内，全走光了，然后才打招呼把浪打郎引来。浪打郎慎重地拿起那海螺，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这只海螺还真不简单。书中暗表，这海螺，有来历，当年孙子作为杰出青年赴我海军某部考察，一舰长送的，来自南洋，身份殊贵，装米可装一斗，盛酒可盛三升，颜色青郁，光泽滑润，最牛逼的是形状，由底部盘旋而上，是一坨完美的屎形。说真的，作为一个内陆的土著来说，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最威风、最有男子气概的海螺。浪打郎把玩这坨骨质的屎，感动不已，又把耳朵凑上去，凄凉的热泪在眼眶中闪出流川枫般的光芒：
　　“你听，大海的声音！”
　　我说你都快摁到脑袋里去了，我还听个几把，这个满意不。浪打郎转眼间恢复了丫的牛逼本色，说，就它了，送去，记住办事要沉着，快去快回，回来汇报。我说，呃。
　　12宿舍8楼，对吧？我记得好像是。我敲开门，一个姐姐疑惑地瞅着我说你找谁，我说那谁在不，她说那谁不在，我说那那谁的朋友那谁在不，她说那谁的朋友那谁也不在，我说那那谁的朋友那谁的朋友那谁在不，她说你怎么挨个儿找呢都不在就我在，我说那成我就找你，你把这东西交给那谁，就说是那谁送的，祝她生日快乐并祝福她的每一天。那姐姐翻翻眼白说，知道了。
　　这就是我送礼物给贝阿特里齐的经历，我一生中最传奇的故事之一：礼物和姑娘不仅都不是非当事人我的，而且也都不是傻逼当事人的，但我却为此违了法，并把赃物交给了一个翻白眼儿的婊子。作为一个把崇高的道德准则和头顶的星空相提并论的莘莘学子，我长久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并在后来拿它当个趣闻到处吹牛逼。
　　晚上孙子炸了，四下里嚷嚷，我的海螺呢，我的海螺呢？这逼虽然是学生会的，但也还有最基本的智力，在巡视了一圈之后，把狐疑的目光盯在了大爷我身上。我假装看书，没搭理丫的。我看书一向入迷，你丫又不是不知道，有啥理由说我装相？但是这逼突发性地狡诈起来，没有受表面现象蒙蔽，丫的推理大概是，屋子里就9个人，看上去能偷东西的流氓只有我一个。说真的，丫的推理几乎无法辩驳，要想证明我没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证明是丫自己偷的。操，显然不可行。最后这逼终于很难为情又很坚决地问我啦：“是你拿了我海螺不？”我一听，立刻气炸了肺，哪有这么冤枉人的，这么怀疑人，还是他妈的什么哥们？我说：“傻逼你有病啊？我偷你那几把海螺干几把？你脑袋进水啦？”这逼一看，我是真生气了，立刻明白真不是我拿的，十万个道歉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急的，错了错了。我受到伤害，一时难以恢复，控制不住地说：“你少几把扯，什么逼人你是，再这逼样少在这屋呆，滚你妈个逼。”大家原本还怀疑我，这时看出了事实本来面目，纷纷说：“孙子你太过分了。”这逼连说：“消消气消消气，我请大伙儿喝可乐。”
　　顺便说一句，后来这逼饱受古尤尤的摧残。但那是后来的事儿，当时的事儿是，毫无疑问，浪打郎是我们当中最操蛋的。
　　当时，浪打郎已经发掘出了他一生最钟爱的一句诗，托马斯.狄兰的“像鼹鼠热爱它的黑暗”。写出了丫自己的名句“此种寂静不可言说/此种寂静，打在野兽的皮毛上……秋天的河水”等等，还有“面对山坡的家门”，总之场景都在野外，偶尔进城也是下流社区。丫跟狄兰确有相似之处，我觉得，不是趣味上，而是精神气质上。强调的是本性，跟民歌的直嗓子差不多一个意思。这方面我比较差，我虚荣地钟爱高雅的玩意，喜欢句子像流水一样丁冬响。所以你可以明白，要说天才都是疯子，那么浪打郎比较接近，我离得远。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客气，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当年，浪打郎真是不世出的人物。记得刚认识他不久，学校的足球联赛就开始了，中文系没进决赛，于是3、4名的比赛成了鸡肋，真正系队的都歇了，留下的位置，几条腿儿的都可以上去踢。比赛进行到下半场，一帮傻逼一顿嚷嚷，把裁判给弄毛了，半天才明白，中文系全体同学以极大的热情要求立刻换上他们的新队员。你该想到，浪打郎出场了。我眼瞅着他抖抖擞擞地上去了，可是再也找不着他，我的意思是，丫的跑位是很和一般人不一样的。最终我看见他了，球到人到，边路带球直进，快得无法用目光捕捉，只有从那左摇右摆的架势上才能看出来是个活物。就在马上该传中时，一个大傻逼——我不是乱讲的，那傻逼真大，足有100来公斤——咕咚撞在丫的身上。大家立刻都在臆想中感到了浪打郎脑袋里一声巨响有如洪荒以来最猛烈的撞击，里面的豆腐脑儿立刻散了花儿。L大全体同学以及当天在室外的沈阳市民都为此巨响所慑，抬头观望，只见在10月的天空下，一个名叫浪打郎同学的UFO长发飘飘，裤衩飘飘，在空气中游啊，游啊，高过了阳光刺破的云层，去到芳香幽深的所在，一个做天才者如此执著的飞行，世俗的上帝再也阻止不了了。小鸟贝阿特里齐啊，你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她没陪丫一起飞，留在了地面上。如今不知道跟谁乱伦呢，也不知道快活不快活。值此辞旧迎新之际，谨代表傻逼天才团全体，祝你新年快乐并最祝福你每一天的性爱，我们的清纯之火，希望之光，我们的小鸟：贝阿—特里—齐。

——《做天才》　作者：那年深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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