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讲完的故事

　　先请两位“大洋古”出来给我壮壮胆儿。第一位是大名人，罗马人贺拉斯：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诗；也许因为他在祖坟上撒过一泡尿，也许是他惊动了‘献牲地’，亵渎了神明，总之，他发了疯，像一头狗熊，如果他能够冲破拘束他的笼子的栏杆，他一定朗诵他的歪诗，把内行人和外行人统统吓跑。的确，谁要是被他捉住，他一定不放，念到你死为止……”

　　第二位是不怎么有名的英国佬罗伯特·波顿：

　　“他们变幻莫测，刚刚乐不可支，转眼就长吁短叹，没来由地抹眼泪儿，悲愁得快要精神错乱。……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固执于自己的奇思异想，另一些人则不论听到或见到什么，立马儿就倒了过去。看了一出戏，他会念叨上整整一个礼拜；要是听了一场歌舞，脑袋里就只剩下风笛在响；见到打仗，他们便彻底迷上了刀剑；要是受了一点气，从此又要愤世嫉俗。”

　　咳，言归正传。早先，我也曾是个诗人来著，每回小学里开运动会，我都要吟道：
　　“操场上，红旗扬，
　　三年二班志气昂；
　　……”

　　逢年过节，喇叭里也总要广播我的《五一颂》、《青松赞》……您知道，就是那种真正的诗。

　　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那可是个文学青年的时代，可不巧的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的诗才涸竭了。整整三四年里，我只写出过一行诗：

　　“啊……”

　　听起来有点像惨叫。于是我放弃了原先的志向，但对诗人的崇拜丝毫未减。上大学的头一天，我平生第一次瞧见了真正的诗人，他就住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大大方方地向我介绍他的身份。我说：

　　“老天爷，那我可得握握您的手了。”

　　我握了他的手。我把这事写到了日记里。

　　那会儿校园里每个角落里都埋伏着诗人，在校门外，更多的诗人化装成老百姓的样子，等待着机会来袭击你。第一个把我“干掉”的是高年级的一个家伙，他把我堵在厕所里，在念诵他的诗篇时挥动手臂，假装是悲剧的手式，其实是为了拦住我逃走的去路。接下来是一位学高能物理的瘦子，他总在食堂等著我，在我消化他的诗句时，迅速吃掉我盘里的所有饭菜。还有一位非常非常不漂亮的女才子，把她的短诗写在牛仔裤上，弄得我害了半个月的眼病。更别提那位ZYN先生，现在他的名气可是非常之大了，那时他从南方跑到我的宿舍里，要求下顿不接上顿、撂著撂儿睡觉的我们每月提供“五十元菜金，三十斤粮票，一间用于创作的带双人床的工作室”。虽然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我们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待他，并竭力请他去洗一个澡。他来时穿著一双很朴素的布鞋，从公共浴池回来，换成了皮鞋，使我们大开眼界。

　　ZYN很不满意接待的规格，他为此写了一首诗，我还记得其中的一句：

　　“我的心在滴血。”

　　有一天他看起来要自杀了。我出发去找他，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出于愚蠢。我在校园里转了大约一百里路，发现他时，他正在和一位女性崇拜者恳谈。我没有打扰他们，痛骂了自己一会儿，溜回楼里，找了个瘦弱的家伙，对他说：
　　“你要是打我一拳，我就给你一块钱。”
　　他也是个诗人，很高兴地在我脸上打了一拳。

　　在我成为诗人之敌的过程中，同室的那位诗人帮了很大的忙。晚饭后我极少出去“自习”，常是懒在床上，转着眼珠儿，想像着各种快乐的事情，等待九点钟来临，那是校园里小餐馆上夜宵的时候，我和我的同类通常都是在那个时候才出动。诗人发现了我的恶习，也留下来，四顾无人，谨慎地关上房门，掏出一盒“好烟”来请我抽。我发现他的布置时，一切都晚了。我陷入沮丧。如果他取出的诗笺很厚，我的沮丧就加倍深沉。

　　他的诗笺通常是很厚的，而且为了防止我听不懂一些句子，或为了强调重要的部分，他每一段都要念上两遍，有时是三遍。
　　然后他说：

　　“您觉得怎么样？”

　　这是我最怕听到的话。它意味着一切都无可挽救了。有一半的时候，我会假装沉思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说：

　　“不错……我的意思是说，真他妈的好极了……”

　　诗人竭力装出谦逊的样子，等到他认为装得差不多了，就说：

　　“怎么好法儿？您得说说。”

　　我看了一眼表，气急败坏地说：

　　“我他妈怎么知道。”

　　看到他错谔的样子，我后悔了，说道：

　　“开个玩笑……哈哈……”我一边暗中痛骂自己，一边搜索枯肠，编造出最无耻的颂扬来。

　　然后我会在另一种悔恨中听到另一句可怕的话：

　　“您说得不错……不过，有些地方您还没有听懂……”

　　接下来，他会把诗再念上一两遍，直到我对那些刚才“没有听懂”的地方重新发表出他所满意的评论。
　　“你刚才是不是想出门来着？”他把烟收起来。“我没耽误你吧？”
　　“一点儿也没有。”我心情沉重，步履蹒跚地回到床上。

　　另一半的时候，我会直截了当地说：
　　“不好，一点也不好，什么小羊老羊，全是瞎扯蛋。”
　　但这也救不了我。
　　诗人竭力藏起羞怒来，等到他认为掩饰得差不多了，就说：
　　“怎么不好法儿？您得说说。”

　　我说出“怎么不好”。他说我“说得不错”，但“有些地方您还没有听懂”。读诗，批评。又读诗，又批评。又读诗，……我颂扬。我再次步履蹒跚地回到床上。

　　尽管如此，我对诗人仍然保持著一分敬意，直到我发现他们并不永远神游于八极之外，相反，他们都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得好好的，不像我，过得一塌糊涂。缪斯只是偶尔干扰他们一会儿，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些心明眼亮的人，连鞋根儿也不许别人踩一下。

　　最后的打击是在某一年的元宵节，一个非常冷的夜晚。我被一个诗人拖到湖边去“看月亮”。我十分谨慎地建议，也许用不着跑到那么冷的地方，反正月亮从窗口看也是那么大。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无地自容。我们来到湖边，他穿得很暧，而我没有那么厚的衣服，缩着脖子，根本抬不起头来向天上看。

　　“多美啊。”他仰着头说。
　　“是啊多美啊。”我低着头说。
　　“你瞧那是什么？”
　　我往天上看去，一股窥伺已久的冷风趁机钻进我的领子。天上有个月亮，别的什么也没有。

　　“那里。”
　　诗人指着湖边的草丛。他是近视眼，而我视力很好，却什么也看不出来。

　　诗人走过去，从草丛里捡到一个饭袋，里边有若干不锈钢的餐具，还有一沓饭票。在回去的路上，他高兴地晃着战利品，我跟在后面，嫉妒得像一只得了胃溃疡的青蛙。

人堆

三七

　　最小的人堆是两个人。哪怕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每个人的行事都和单独的时候不太一样。都想琢磨别人的意思，又想让人知道自己的意思，又提防著自己的意思给对方琢磨尽了。要是三个人，那就加倍地复杂。中国人特别聪明，所以也特别复杂，所以会总结出“二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门”那样可怕的话来。四个人呢，五个人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不过不用怕最后会算得头晕，因为人堆儿一旦大了，反而简单起来。这叫什么变到什么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

　　古往今来的人堆我不讲，只讲我经历过的。最大的人堆，我是在广场上见到的，总有好几十万人吧。我是一个极难狂热起来的人，可到了那么大的堆里，想不狂热都不行，顶多是比四周的人温度低一点。一到广场，脑袋立刻就晕了，连吸进的浊气都像是纯氧，又像是从打气筒里出来的，让我一下子膨胀起来，扶摇直上，在我的感觉里，一伸手，就算够不著海淀，也能把西直门给推开。我估计那几十万人也和我一样，而且多数比我胀得还利害，广场是怎么容得下我们的，这对我到现在也是个谜。我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明白人，一到广场，把来时的想法忘得一干二净，事实上，在这么大的人堆里，谁还有什么“想法”呢？你只要跟著大伙儿动就行了，至于大伙儿跟著谁，那是一个没人考虑的问题。──不是吗？扎堆的好处就是什么也不用想。

　　在这么大的人堆里，我立即变成了我所不认识的另一个家伙。平时我是个细声细气的和平主义者，现在我杀气腾腾，像印第安战士一样嚎叫，还想找块石头把天上的直升飞机给打下来（当时我真觉得我如果找到趁手的石头，就能把它给揍下来，可那广场给扫得太他妈干净了）。平时我是个诚实谨慎的人，刚到广场还不到三分钟，我就说了十七八句大话，里边至少有一半即使那个伯爵听见也得脸红。平时我见谁烦谁，谁见我谁烦，现在我和每个人拥抱，问候，交换疯狂的手势和表情。平时我是个胆小鬼，现在我一心想找个人把他杀了。

　　让一个去给你搬块石头，比你自己去搬难多了；让三个人去做，你得跪下求他们不可；让十个人给你做，我就没听出有谁成功过。……现在我告诉你，让一万个人做点事，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只要一句话就行。要是有一百万人，你连话也不用说，使个眼色，他们嗡地就冲过去了。戒严那天晚上，我对从张家口来的一堆人说，你们带个头，咱们把广场这一大摊儿给缩紧点吧，平时我说过那么多有用的话，根本就没一个人听，现在我不过是说著玩儿，好几万人都“缩”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指令，反正跟著做就是了。一个家伙在东边叫喊，听见听不见的都轰地向那边跑，其实他只是找他的老婆。另一个家伙在话筒附近打了个喷嚏，大伙都屏息静气，等待他的下文。

　　平常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别人傻；现在，所有人都觉得别人聪明，自己傻，什么都听别人的，别人也听别人的，最后听一个人的，只要那个人能让自己的话被众人听见，他说什么，下边都万众一心。有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上万人都盯著他，希望他说点什么，也许他嘟囔过“操你妈的电阻”，也许他什么也没说，反正后来大家都挺失望，那时他如果知道自己是在最高点，他可能会说点改变历史的话。

　　只要人堆足够大，人人都胆气粗豪。怕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打过仗的人跟我解释冲锋者的勇气，说“你不打死他他就打死你”，现在我知道他在胡说，在这么大的堆儿里，谁还知道害怕呢？就算打死谁，那也是旁边那位。而且那时脑子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情，因为根本就没脑子。每个人都觉得安全和正确，因为他觉得这么多人，总不会都傻吧？大家都这么想，谁也不会去想要傻都傻的可能。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因为他是链条上的一环，而且确实是，当万众一心地往前冲时，有一个人掉过头来，恐慌会立即漫延，转眼之间，大家都跟著向后跑，立刻散摊子了。

　　──这才算什么呀？在集体主义达到极至的年代，全中国都差不多成了一个人堆儿。后来不也这么“嗡”地一声散了吗？

我爱北京天安门

三七

　　有对夫妇膝下无子，想领养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前来咨询我的意见。我对他们说，你们当然，当然应该领养个北京小孩，要知道，北京人的可爱程度，在哺乳动物中可以排到第三位，在人类里则要排第一。每年有一亿人从各种地方赶往北京，他们总不是冲著西城动物园来的吧？当然也不一定要到北京，在外省，从人群中认出北京人来，就像从鸭群中认出鹅来那样容易。他们在黄果树站在最前面，在北戴河沙滩躺在最后面；在排队购车船票的地方，排在后面而最沉著的人，总是北京人，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哲学家，排在前面而最焦急的人，也是北京人，因为他们都身有要务；他们想买你的东西时，总会说贵，因为他们见过世面，如果他们说“贵倒不贵”，那就是真的嫌贵，因为他们见过很大的世面；每天有一千人来到峨嵋山顶的悬崖边站一会儿，其中有五十个人会张臂欢呼，这五十个人里，有四十九个是北京人；五台山有个和尚，每天下午都要光会儿膀子，不用说，他也是从北京来的。

　　有人指摘北京人傲慢，这不合事实，据我所知，因为怕加重别人的自卑，他们几乎总是保持著谦逊的风度。北京人偶尔也会冒犯别人，但一旦对方表现出感情上受到伤害，北京人很快就后悔了，并想用十倍的热情来弥补，因为他们本是软心肠的好人。北京人的热心也是出名的，他们非常喜欢帮助境况不如自己的人，为此他们有时自费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北京人热爱生活，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豆汁的热烈颂扬上得到证明。北京人是有尊严的，在那个人人都贫穷的年代，只有北京人能保持住体面，直到现在，你仍然无法从表面上判断一个北京的生活状况。

　　地道的北京人是无所不知的。如果你有幸在火车上和北京人邻座，你将要得到的教益，是你事先想也想不到的。他知道肯尼迪是怎么死的，希特勒是怎么活下来的，一切事情原来都有内幕，他知道其中的一半儿，并能猜出另一半也“肯定不这么简单”；对国内事务，他们更是权威的发言人，因为我还没听说有哪个北京人，没和政要或名人做著邻居的。最了不起的，是他对一切事情都有见解，没有一种不是个人的发现。你知道应该从哪个门儿进出租车吗？他会用十五分钟讲给你这里面的道理。你要是不明白为什么吃黄瓜以前要洗一洗，那你可遇见老师了。如果双方都有时间，他也不反对给爱因斯坦上上物理课，教教格瓦拉打游击。北京人善于总结出人生的种种经验，所以有若干次，我和朋友们在旅途中百无聊赖，没有新鲜的景物，没有意外的情节，这时候，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一个北京人，在他面前放上干果和水，我们围坐在他的身边，眼中闪动喜悦的光芒，听他讲那过去和未来的事情。

——《我为什么与诗人为敌（外两篇）》　作者：三七

【 读者评论 】

　下篇　　本期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