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耶洛夫斯基和塞林格身上，用力呈现两种结果：饱满或者强努。

　　似乎读过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才意识到该拥有什么样的青春——或者说结束青春。而几乎每个如此经历的家伙都会希望逃学、远离家庭、酗酒吸烟、反戴鸭舌帽，有个像老菲芘那样的妹妹，都会离家无处去，看着旋转木马，心中充满自我怜悯：这是个他妈的坏世界，而我是个好孩子。

　　塞林格比他的读者走得更远。成名后他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住地周围拉着铁丝网，安了警报器。塞林格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霍尔顿。他深居简出，谨慎到了担心人们会以他作某一天日记主角的地步。据说，这些年来他只接受过一家中学生读物的书面采访。而他的作品，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结集出版的只有短篇小说集《九故事》。

　　不幸的是，作为一个读者，《麦田里的守望者》终结了我的青春期。隔了年头再读《九故事》，让我强烈不适。当我读着玛丽·简和埃洛依斯冗长、琐碎但精致得无懈可击的对话时（《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我看到写作者在题材和技术上的重复。哪怕是一个词，都被锤炼得无法修改。可都是那些人那些事——成年中产子弟的苦闷，他们面临的精神危机。西摩是个渴望回到西比尔那样年纪的人（《捉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但他更是一个病人。塞林格号称遁世，他的力量全用在了他最熟悉的一根绣花针身上。绣花针再怎么精雕细琢，也只是一根绣花针而已。作家可以固守一成不变的事物，然而他的读者却在不断成长，告别他所虚构的那个世界。而且他自己也老了。

　　另一个用力的例子来自波兰导演基耶洛夫斯基。他的电视系列剧《十诫》的第五个故事又名“杀人短片”。问题少年雅泽克去冲洗店洗妹妹的照片，老板容忍了他的刁难；他盯着街上的警察，警察走了，下班了。在公厕里雅泽克掀翻了一个少年，少年却没有生气。最后他来到的士站，司机拒载两个酒鬼。

　　雅泽克问他们到哪里。

　　雅泽克上了车，把刚问来的地址向司机说了。他在街上游走就是要杀一个人。杀一个“任何人”。此前种种焦躁不安终于有了一个着落，引发强大的力量——到了目的地，雅泽克勒死了司机。司机挣扎了很久，露出双脚上的袜子，是那种穿得过久失去了弹性的袜子。

　　事情远未结束。雅泽克将司机拖到河边，没想到他还有气息。这时雅泽克又用石头猛砸，司机终于死了。

　　就是观看这过程都觉得疲惫。然而基耶洛夫斯基依然不放过雅泽克（同时也没放过观众），镜头转到了为雅泽克辩护的律师身上，律师了解到雅泽克的杀人动机：他有个妹妹，被汽车碾死了。一向和妹妹要好的雅泽克开始眼睛浑浊，他要向生活报复。看到这里时，我大大地松了口气，以为自己终于解脱了，没想到影片接着拍了雅泽克被处死刑的场面。这个场面和雅泽克杀害司机的场面一样，缓慢有力，每个动作都携带着沉默的力量。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

　　1996年4月，基耶洛夫斯基在巴黎病势。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里表达了他对这位天才导演的喜爱，称之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这大概是我仅能读懂的少数几部刘小枫著作，它却像一扇窗户打开了极其遥远的视野。他说，基耶洛夫斯基“既悲观又热情”，让我深受。基耶洛夫斯基的镜头对准的是生命中最本质的一些部位，他了解这种天道不仁，在他冷静客观的叙述背后，包容和体谅清晰可见。“即使一个人对自己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无从避免的生活悖论中被撕成了碎片，依然是美好的人生。”这是多么悲观，又何等的热情。所以在他强大的叙述下，司机死了，雅泽克死了，那个逃避孤单的辩护律师经历了这一切，继续生活。世界更真实了。

　　从基耶洛夫斯基和塞林格身上，用力呈现两种结果：饱满或者强努，虽然他们都苛求自己的作品。在基耶洛夫斯基的电影里，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看见其他人，他的力量是纪德式的，“我希望在人世间,内心的期望能够尽情表达,真正的心满意足了,然后才完全绝望地死去。”而塞林格有限的小说永远保持自传的体味，我们立即想到这个干酪火腿商人的儿子，他惶惑的青年时代。塞林格参加了战争，但写得甚少。他爱上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乌娜却跟喜剧演员卓别林结了婚（奥尼尔至死未与女儿和解）。塞林格停留得太久，沉默得太久，以至于我读到乔伊斯·梅纳德大曝其隐私的《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竟然毫不热心。时间已经远远地把我从我的青春期——包括塞林格和他的小说——身边推开。

——《用力》　作者：戴新伟

编辑点评：

　　基氏和塞林格能比较吗？虽然他们可能被同一批人喜欢。塞林格的怀疑始于厌倦，基氏的怀疑始于热爱。不过，此文还是在深入，在用力。——ch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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