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卑微越快乐

　　荒芜的诗歌，到了2003，越发的荒芜。此际，关于各种纯诗或者八十年代诗人下落的追问倒是多了起来，从食指的复出，到八十年代诗人的聚会，如此等等。这种追问，其实应该在九十年代末就应该到来，迟至今日，唯一的原因是“下半身”们的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毁坏着人们的耳目，这种下半身式的“搏出位”，和美女作家和性文学一样很容易占据媒体视线，使公众误以浊流为主流，因此，对目前的诗坛进行一次清场，成为比各种追问更为现实的任务。

　　对于下半身，合理的称谓是：诗行为艺术家，或者，诗活动家。由于这种行为已经给汉语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力，故而称其为“家”，以示尊重。

　　下半身在《世纪诗典》导语中称：“在较远的时间河岸上对“第三代”重新做一番审视，印象最深的成果是“第三代”中如张锋、二毛、刘扬、蓝色、张小云、胖山、宋词、文康、封新成等彗星式的诗人。”如果仔细盘查，可以发现撒娇派和海南的张锋才是下半身的真正鼻祖。

　　撒娇派的代表人物是京不特和胖山，以成就论，胖山远不及京不特，甚至还远不及他的哥哥诗人王小龙。第三代诗歌中，撒娇是反诗的代表性流派，京不特则是反诗的代表性诗人，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韩东和于坚，如果说后者还有温情的一面，京不特则走得更远也更为彻底：在第三代诗歌大展中，他的《瞄准》被安排在最显要的位置，同时该诗这成为那次大展反响最大的一首。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如果说京不特在诸反中，还对技巧有所迷恋，那么张锋最后则是连技巧也反了。

　　在这里，之所以要回顾八十年代的反诗，不仅因为张锋胖山被下半身们重新祭起，更是因为反诗在第三代诗潮中有着很积极的作用，但这作用也只是阶段性的，诗歌实验的时代已经过去，到了下半身，创作本身，唯余口水诗，或曰“废话诗”，更多的只是以诗歌作为其行为艺术的一个载体。第三代诗潮是一个诗派极其芜杂、反诗和正诗(或曰纯诗，代表人物为海上诗派的陈东东、王寅、陆忆敏，北大三人组：骆一禾、西川、海子，以及来自四川后定居上海的肖开愚等)并立并存的时期。反诗作为一种实验，最后彻底虚无化、符号化，直至弹尽粮绝，走到尽头，但是这种实验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大大地扩张了汉语的能指性，实际上也承担了汉语言在技术演练方面的工作。白话诗歌在中国的发展未及百年，汉语在这百年中，经历了蒋语(民国时代，汉语文白掺杂，尚余士人风气，这在蒋氏抗战宣言一文中达到极至。)和毛语(解放后，毛语是一种具有暴力性和战争性、却不需要任何逻辑的语言风格，文革中达到极至。)长久的单调枯燥，使得这样的一种演练，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对当代汉语做出贡献的，还包括之前的朦胧诗派和以刘索拉马原孙甘露等人为首的实验派小说。当然，实验小说中，哪怕是被王朔称为语言最有诱惑力的孙甘露，其在拓展汉语能指性方面的贡献也不能和第三代诗潮中的那些作品同日而语。

　　所以也可以说，第三代诗潮中的纯诗和反诗，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和谐，同时，正是反诗的穷途才使纯诗渐成主流，这和西方诗史的顺序正好相反。事实上，这种并存才是正常健康的，十年后，经由人为策划，弄出了一条知识份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楚河汉界，划出阵营，炮制论战，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不如说某些炒家，在以诗歌的名义亵渎诗歌。

　　越卑微越快乐，和反诗初初时的那种充满挑战性的诗歌竞技精神不同，下半身充斥着的，只是口水和废话，沉迷于卑微和琐碎，以卑微为快乐，视琐碎为生活，已是反诗中末流的末流。究其实，他们在本质上，可以说和九十年代初的汪国真一脉相承：一是大规模炒作；二是便于大量复制。中国诗坛在九十年代初和二十一世纪初，相距十年经历的这两大破坏，除却诗坛不振、诗人大量流失或者书斋化等原因，传媒趣味的普遍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纯诗

　　谈到纯诗，或者又叫“绝对的诗”，我不得不引用瓦雷里的观点——他在一篇谈论纯诗的演讲札记里，精确无误地道出纯诗的本质。在瓦雷里看来，语言是一种日常的实用的工具，因此也是粗糙的，不同的人使用它，按照自己的个性，改变或者损坏着语言的形状。诗人的工作，就是还原或者提纯语言，“努力用粗俗的材料创造一个虚构的理想的境界。”如果这个矛盾可以被解决，那么诗歌才能真正成为“诗”，即诗人可以创造出“非散文性”的艺术品。我这里之所以要突显出“非散文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下的大量的口水诗，实则上就是散文的分行，如果仅以“分行”来判定诗与非诗，那么，诗的位置就非常可疑，纯诗，也就是要给诗歌一个明确的身份，这个身份，绝对不是以“分行”来判定，而是语言的另一个要素：声音。

　　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种界定，因为在这种界定下面，目前充斥诗坛的绝大多数“诗”，它们，都不再是诗。

　　语言做为诗歌的材质，它的本质，即声音和意义的配合，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憧憬的天地。

　　瓦雷里说：“在这种诗里音乐之美持续不断，各种意义之间的相联一直近似一种谐音的关系，思想的嬗递比思想更为重要，词语在使用中又可以实现主题——那么，这时候，纯诗就开始真正的浮现出来。”同样的，正因为语言本身的杂乱和不合理，被人们在反复的长年的使用中变得“污秽不堪”：其声音或者意义对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个体而言，抵达的程度都会产生偏差，因此，真正的纯诗只能是一种完美境界，是一种理想。瓦雷里承认：“真正的纯诗是不可企及的，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中的边界。”但是纯诗作为一个概念，对于诗歌却是具有极大的价值。

　　有意思的是，纯诗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接近神性的概念：完美，永不可企及。这种不可企及，除了因为现实的杂乱而无法企及完满之外，在人类思维能力上，还有一个完满的不可推论、不可知，现实世界是一个可以逻辑推论的世界，而完满世界则处于逻辑世界的边界之外，这也是野心勃勃的牛顿，晚年之所以会致力神学的基本动因。在目前艺术样式日趋纷杂的时代，我们还能看到对艺术样式的各种排序，古典的排序是把音乐、诗歌和绘画列为三大艺术，其实也是以为这三大艺术，最为接近神性。

音乐性

　　早期的印象主义者，魏尔伦和马拉美对纯诗的声音表达，或称音乐性，都付出过艰辛的劳动，马拉美对诗歌音乐性的努力偏重于“理念节奏”，这也是古希腊意义上的音乐。到了瓦雷里，音乐既是用来清洗、提升语言，去除日常语言粗糙的一面，同时也是组织词语的基本要素，这种组织，在瓦雷里手里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以致于他无法容忍好朋友纪德对语言太过“粗放”的经营，虽然后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上面说过，纯诗的音乐性，更多是指激发语言在声音和意义的配合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声音和意义的组织，还需要对日常语言进行“清洗”，激活语言或者还原语言：即回到语言的词源意义，并尽可能广泛地应用语言的特殊词义，甚至各种情感性，来丰富诗歌的音乐版图。瓦雷里甚至认为：诗歌在音乐上的拓展，和音乐一样，也可以是无限的。各种技巧必须完美的组织才能使诗歌更纯：比如在排版中运用词与词之间的空白、间距、停顿等图形手法。此外还有句法的变化：这里包括了节奏、音韵、声音、甚至呼吸等等。

　　在“理念节奏”中，诗歌中的动词才是节奏的主角，同时，动词和标点的编排(或者空白、间距、停顿等图形手法)，使诗歌的节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变化。其它一些，诸如从语义层面、从音韵和声音层面都能确定诗歌调性的细微变化。

　　在当代诗坛，海子作品更多使用的是圣经哀歌的节奏，快速而张扬的起句到缓慢而抑制的收句，使作品产生悲鸣。而骆一禾的节奏，如海子所评论的那样，是“长空万里”，高亢、而又嘹亮。

精神，提升语言

　　在纯诗的各项元素中，抒情主体最为关键。诗歌是向内挖掘精神的矿藏，由此，抒情主体才得以在诗中突显，无论是景色、生活，还是人物，它们只能是纷纷从抒情主体的灵魂中流溢而出。这里又牵涉到诗歌的自发问题，作为诗歌是一个重要元素，这里的自发性，是指诗歌的流溢过程，具有某种不可知，不可控。当然这里不是指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不是对诗歌理性的全盘否定，而是说，需要依赖诗人的超常直觉、依赖一些更为深刻的感性，来实现诗歌主题，并且提纯诗歌。

　　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说：精神，提升语言。只有拥有高迈的灵魂，拥有追问终极的勇气和野心，才有可能在无限扩张的心灵版图上，创作出辉煌的并且接近神性的诗篇。当然，从更广义的范围而言，精神提升语言，也是针对时代而言：一个精神极大丰富的时代，也是诗歌登顶的时代：比如诗经时代，比如盛唐诗歌，比如五四白话。在这些多种文化互为激荡、思想和精神获得极大张扬的时代，文学、诗歌和语言都攀上了各自的高峰。

　　反诗的合理性，更多地体现在对现实的秩序力量的挣脱，但这种近乎肉欲狂欢的身体性本能性的发挥，以及对神圣存在的反讽，并不足以表达生存的质量：它的苦难、深度和高度。同时，如同前面所述的，对语言的颠覆本身，不是诗歌特有的任务，换句话说：它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诗。而作为汉诗一个理想中的维度，绝对的诗，即纯诗却遭受了来自非诗的攻讦：“不及物写作”、“知识份子写作”，等等等等。这种来自下半身的、自我炒作性质的责难，除了满足了一部份诗歌投机份子的个人成名欲望之外，对于汉语诗歌的破坏是巨大的。事实上，纯诗不是一种诗歌风格，甚至不能理解为一种对素材的处理方式，纯诗是对“绝对的诗”的一种努力，是诗人的向度，或者说，纯诗，使诗更成为诗。唐晓渡说：纯诗，是诗人通过提升其个人的精神品质，“将其黑暗无名的经验持续地赋予形式，意味着诗的内容、形式、结构机制和经验技巧具有不可二分性，意味着每首诗必须发明自己的形式，诗人必须通过发明形式来发明自己。它不是经验的转换，而是经验的直接孕育，它和‘反诗’以及一些异质因素的介入并不矛盾。新诗写作仅百年的历史，新诗传统的残缺，使诗人不能强有力地写作；如果我们回避纯诗，我们的新诗传统就会一直这样残缺下去。”

　　纯诗从不排斥反诗，正如诗人宋琳所说：对于纯诗而言，“诗是一种超越对立人格的思维方式，是化解仇恨和障碍的力量。”至于目前那些充斥诗坛的下半身口水诗，只是反诗的续貂和末流，只是诗歌的“行为艺术”，它的破坏力类似于汪国真：除了侵占公众视线以及便于大量复制之外，也使得大量中学生和愤青，有希望低门槛地跨入“诗人”行列。这使得诗坛很难集中心力探究那些终极性的共时性的命题。必须排斥的另一个误解是：文学观念并不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行而日趋高级，文学，特别是诗歌，绝不是时尚。骆一禾说：“登上顶峰的文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这个顶峰，应该就是精神的顶峰，它的成果为人类各个时代所领略。正如陈东东在纪念海子一文中所说的：“他的诗，不仅影响着现在和未来，也影响着所有的过去。”

　　如果诗人成为生产精神易耗品的机器，为口水而口水，为行为行为，殚尽竭虑，最后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纯诗的下落》　作者：天骄

编辑点评：

　　当诗歌从文学的殿堂最高位置上迅速的坠落，关于诗歌望何处去的思考，已经成为了诗歌创作的最大包袱。——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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