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中的“姐姐”

□ 黄小邪

　　《孔雀》，用编剧李樯的话说，“不像常规的电影中，写大的人类事件，这部电影用细节对齐历史。”又有人说，《孔雀》有“朴素的美丽和诗意的惆怅”。琐细的平民生活，突出于淡化的政治背景，浸淫在灰蒙蒙的怀旧影调中。中国电影中，难得的淡化戏剧性，以生活流代替集中的、强调的“叙事”。可惜，仍不够控制，如前半部分的拖沓，对某种气氛的迷恋，音乐的过分使用。

　　《孔雀》中，认为最可探讨的是“姐姐”这一人物。尽管“弟弟”也有表现力，但此种男性人物青春期的敏感、虚荣、残忍、对异性的好奇和渴慕，华语电影中已然很多，如《阳光灿烂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风柜来的人》，等等。“姐姐”这一人物，模糊，暧昧，却贴切，独特，在中国银幕上并不多见。

　　姐姐，脑中充斥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安于平庸生活。生得美丽也意识到可以用它去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如对招兵的军官，对果子，对局长司机。只是还有尊严，坚持着什么，也坚忍地承受着幻灭。

　　渴望温情，幼稚地误解父母的感情（相信很多青春期男女都因与父母偶有矛盾就想像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珍惜陌生老人对自己的接受。对异性一无所知，以为他们心怀叵测，需要的只是自己的身体。

　　追寻虚无缥缈的爱情－－那种只存在于浪漫电影中的美妙完满，却从未真正经历过（与果子的暧昧终究停留在世俗的暧昧），梦想一个人“永远爱着我”——那个口里塞了包子、自行车上坐着儿子、纵使面容还清秀的陌生中年男子，不是电影中的高仓健，终究不懂得她神情中的“痴”，即使被感染，似有所悟。

　　拂之不去的惆怅和不甘，漫不经心写在她的脸上，一种惨然和因之而生的灿然。她在西红柿摊前哭泣，那个长镜头很有力量。观者懂得她为何而哭，却无法明述。有一部分生活就是如此，你理解，感受，在表达面前，语言却显得如此苍白。

　　一个曾自认为“神仙”的少女向世俗中年女子蜕变的过程，重新安于生活（或永无法平定内心躁动），与面容模糊的云南丈夫和女儿，走过孔雀面前。

　　姐姐与弟弟的关系，投契，含混，想起张楚的歌，《姐姐》。姐姐，我要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累了……

　　许与观者性别和经历有关，姐姐的故事让我思量最多，那种少年心绪，似乎是少年时的我，或我的女伴（与时代或年龄无关，也无关容貌和性情）。在梦想和幻灭中挣扎，不愿看见华丽的袍上的虱子。

　　可惜关于“姐姐”这段篇幅冗长了些，有些细节和场景过于刻意和矫情。屋顶精心布置的随风起舞的白色床单，街上自行车后座升起的降落伞，及情绪过于丰富的配乐。如同《恋爱中的宝贝》之于李少红，顾长卫在如何处理现实故事中“超现实”场景及二者关系时也显得笨拙牵强，不能结合或跳跃得顺畅自如，天衣无缝。

　　那种白描笔调的上世纪70到80年代间的小城镇生活，我们历经的，在小说、电影、电视中见过的场景，工厂，公共浴室，风骚的女工，“青年工人”（简称“青工”，已被时代淘汰的词汇）脸上天真的快乐的神情，父母一代因奔波生计，面容写满愁苦沧桑。

　　此种影像记忆，可与贾樟柯的《站台》作一对比。特定时代背景，地域空间，小县城的青年男女，因梦想而不安。当然，视角与态度有些不同，容后再述。

　　白鹅死亡时的高贵，孔雀开屏时的优雅，就是庸常丑陋生活中的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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