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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红楼时间之谜】
第十三章 曹雪芹之谜（上）
□ 道可道非常
前文已经论证了现存120回《红楼梦》的作者就是生于1706年6月8日的曹頫，小说早期抄本的主要评点者脂砚斋就是曹頫的化名，现在需要回答的最后一组问题是：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小说前80回作者的曹雪芹究竟是什么人？他与曹頫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与小说《红楼梦》有什么关系？
13.1 曹雪芹实有其人
小说第一回和第一百二十回两次写到了“曹雪芹”。在第一回中，曹雪芹是作为“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将小说题名为《金陵十二钗》的“高级编辑”形象出现的。在最后一回中，曹雪芹还是一位“传书人”：
（空空道人）直寻到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个人，因想他必是闲人，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便接来草草一看，仍旧掷下道：“这事我已亲见尽知，你这抄录的尚无舛错。我只指与你一个人，托他传去，便可归结这段新鲜公案了。”空空道人忙问何人，那人道：“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个曹雪芹先生，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说毕仍旧睡下了。
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果然有个悼红轩，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方把这《石头记》示看。（第1647页）
不过，曹雪芹并非曹頫虚拟的小说人物，而是实有其人。关于这一点，冯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新考》（增订本）一书中著专文反驳谬见，至为有力[1]。
冯先生主要引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所著的《四松堂集》和《鹪鹩庵杂诗》、敦敏所著的《懋斋诗钞》、张宜泉所著的《春柳堂诗稿》，以及宗室诗人永忠的《延芬室集》、富察明义的《绿烟琐窗集》等来证明曹雪芹实有其人。
台湾学者刘广定先生曾撰文《〈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提出《春柳堂诗稿》一书疑点颇多，在未能确定其作者“张宜泉”究竟是不是“汉军兴廉，字宜泉”，未能确定其写作时代究竟是不是“乾隆年代”，及未能确定诗中的“曹雪芹”、“曹芹溪”与“芹溪居士”究竟是不是同一人或是否即为《红楼梦》作者之前，似不宜《春柳堂诗稿》以解释有关《红楼梦》之问题[2]。
大陆学者蔡义江则撰《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春柳堂诗稿〉释疑》一文进行反驳，认为“《春柳堂诗稿》作者张宜泉除了与兴廉字的字相同以外（这是杨钟羲视二者为一人、将《诗稿》归于兴廉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人的生平事历（兴廉的生平事历全刘广定先生大作所引资料），实差异甚大，非同为一人可以解说得通的”，而“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就是“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3]。
笔者赞同蔡先生的意见。不过即使不用《春柳堂诗稿》来作证，敦敏、敦诚两兄弟以及永忠的诗作也足以证明曹雪芹实有其人。
13.2 不能作证的《枣窗闲笔》
冯其庸先生在论证曹雪芹存在的真实性时，没有引用裕瑞《枣窗闲笔》里的记载，对这本书仅仅一笔带过。爱新觉罗·裕瑞，号思元斋，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跟曹雪芹不是同时代的人。裕瑞在《枣窗闲笔》的《〈后红楼梦〉书后》一文中写道：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因以备知府第旧时规矩。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情性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真姓名耳。
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其书开卷有云“作者自经历一番”等语，反为狡狯托者，非实迹也。本欲删改成百二十回一部，不意书未告成而人逝矣。[4]
这段文字不但写到了曹雪芹的相貌、个性和“大观园”的原型，还指出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的原型人物是曹雪芹的“叔辈某人”，看起来《枣窗闲笔》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可是，冯其庸先生为什么不引用这段文字来证明曹雪芹存在的真实性呢？大概他觉得裕瑞的说法都是辗转传说的“二手货”，可信度其实并不大。
从《枣窗闲笔》的文字来看，裕瑞根本不知道小说的真正作者是谁，与现在主流观点不同的是，裕瑞甚至认为小说并不是曹雪芹写的，而是曹雪芹在不知姓名的作者所作的《风月宝鉴》的基础上“删改五次”而成，在其删改而成的作品上写批语的“脂研斋”则是曹雪芹的叔叔：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5]
如果曹雪芹“借题发挥”、删改《风月宝鉴》的故事和“脂研斋”是其叔叔的说法都是裕瑞从与曹雪芹交好的“前辈姻戚”那里听来的，那么这些“前辈姻戚”的说法看来也是一笔糊涂账，他们根本不知道小说真正的作者是曹頫，“脂研斋”就是曹頫的笔名，小说是曹頫的自传性作品。这些“前辈姻戚”究竟是故意散布假消息，还是根本就不知情呢？
吴恩裕先生在《曹雪芹佚著浅探》一书中写道：
他的前辈姻戚是谁呢？以前考知是明兴和明仁、明义；还有曹雪芹乾隆二十五年去访过的明琳。他们对裕瑞所谈关于雪芹的情况，当然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又知道，借给永忠《红楼梦》读的墨香乃是《题〈红楼梦〉二十首》作者明义的堂姐夫，他们都熟悉《红楼梦》，也认识曹雪芹。所以，他们的话就更可靠了。[6]
我们姑且相信裕瑞的“前辈姻戚”就是明兴、明仁、明义、明琳和墨香等人。作为跟曹雪芹有密切交往的好朋友，这些人毫无疑问知道曹雪芹并非小说真正的作者。他们绝口不提小说真正的作者是曹頫，并且编造一段曹雪芹改编《风月宝鉴》的故事，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让人感到非常不解的是，这些人竟然连曹雪芹的名字和隶属何旗都不知道。与曹雪芹有交往的张宜泉却能够清楚地说明曹雪芹的姓名字号。他在《题芹溪居士》一诗题目下自注：
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7]
更让人不解的是，与曹雪芹有密切交往的明义在其《题〈红楼梦〉二十首》中根本没有提到《红楼梦》只有80回，相反，明义读到的肯定是120回全本《红楼梦》。《题〈红楼梦〉二十首》第十八首：
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自不知。安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疴续红丝。[8]
这首诗显然题写的是小说第九十八回林黛玉悲惨死去的情节，“安得返魂香一缕”显然是从小说中“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第1384页）化用而来的。
《题〈红楼梦〉二十首》第十九首：
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纵使能言亦枉然。[9]
这首诗显然题写的是贾宝玉离家出走的情节，“石归山下”显然指的是最后一回“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第1646页）这一情节。
不但明义读到的是全本《红楼梦》，从明义堂姐夫墨香那里借阅《红楼梦》的宗室诗人永忠看起来读到的也是全本，因为他在盛赞小说“传神文笔足千秋”时，并没有半个字表示小说缺少后40回的遗憾。由此推断，裕瑞的“前辈姻戚”明兴、明仁、明义、明琳和墨香等人读到的全都是120回《红楼梦》。既然如此，这些“前辈姻戚”怎么可能告诉裕瑞小说没有后40回呢？
合理的答案是存在两种可能：（1）裕瑞的“前辈姻戚”不是明兴、明仁、明义、明琳和墨香等人，他的“前辈姻戚”也许跟曹雪芹有过一些交往，但仅仅是泛泛之交，根本不了解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更多的情况，他们对裕瑞所说的，仅仅是一些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东西。（2）《枣窗闲笔》是后人的伪作。欧阳健先生指出，《枣窗闲笔》破绽百出，文鄙理疏，意乖言拙。他将《枣窗闲笔》与已证明是裕瑞手笔的《萋香轩文稿》相对比，指出前者不但“字体颇拙”，而且有“怪谬笔误”，书手“实为极不通之妄人”[10]。
不论是以上哪一种情况，《枣窗闲笔》绝不可以当作研究曹雪芹和小说真实情况的文献材料。
13.3 “壬午除夕”还是“癸未除夕”？
作为一个曾经实际存在过的人物，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他的生年，现在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1724年（雍正二年甲辰）。他的卒年，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他卒于1763年（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卒于1764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卒于1764年初春（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岁首）。
13.3.1 雪芹已逝而敦敏兄弟不知
曹雪芹的生年都是根据卒年来逆推的，因此必须首先将卒年的问题弄清楚。关于曹雪芹的卒年，曹頫在其绝笔眉批中写得很明白：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
“壬午除夕”，即1763年2月12日星期六，农历十二月三十戊午日。在小说还没有最终定稿的情况下，曹雪芹就去世了。严格说起来，曹雪芹并不是死于壬午年，而是癸未年。因为壬午年十二月二十二庚戌日立春（1763年2月4日星期五）[11]，立春后属癸未年。
为什么有人要不相信曹頫的说法，而要弄出“癸未除夕”和“甲申岁首”的说法来呢？这主要是根据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敦诚两兄弟的诗作来推论的。
吴恩裕先生考证，敦敏字子明，是清太祖努儿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理事官瑚玐的长子，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大约死于在嘉庆元年（1796年）。他弟兄共五人，二弟敦诚，字敬亭，号松堂，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于乾隆五十六年；三弟敦义，五岁就死了；四弟敦祺，卒年四十一岁；五弟敦舒，四岁卒[12]。
敦敏著有《懋斋诗钞》，这本诗集中的作品都是按写作的时间先后编年顺录的。在癸未年的春天，敦敏写了一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
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
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
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13]
周汝昌先生认为，敦敏在癸未年的“上巳前三日”（即三月初一）还邀请曹雪芹去赏花饮酒，曹雪芹怎么可能死在前一年的除夕呢？而且敦敏在甲申年春天又写有一首《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
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
河干丌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
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归。[14]
周汝昌先生又指出，敦敏的弟弟敦诚在《四松堂集》底稿本上写有一首《挽曹雪芹》的诗，这首诗注明是写于“甲申”年，并且是敦诚在甲申开年的第一首诗；这首诗中有敦诚的自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周先生由此断定，曹雪芹的儿子是于敦诚作挽诗时的前数月夭殇的，曹雪芹则“感伤成疾”，于癸未除夕去世。至于脂批的“壬午除夕”，“壬午”两字是误记了干支[15]。
甄治国先生《〈懋斋诗钞〉编年研究》一文肯定了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首诗写于癸未年的说法，但是认为这首诗作于癸未并不能证明曹雪芹死于癸未除夕。甄先生认为，曹雪芹肯定死于“壬午除夕”，但是敦敏两兄弟都不知道，这与辛巳秋敦诚访鸿上人而鸿上人“已茶毗数月矣”何其相似。雪芹已逝而敦敏两兄弟不知，有敦诚《挽曹雪芹》“一病无医竟负君”之深感愧疚之憾句为证，癸未上巳日饮集松堂而无雪芹亦可为证[16]。
那么，敦敏为什么在甲申年春天写诗吊雪芹呢？其实，这一首诗并非专为曹雪芹逝世而作，而是敦敏与朋友们再次集会饮酒时所写，这时他想起了已死的曹雪芹，所以诗题为“兼吊曹雪芹”。
13.3.2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辨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敦诚在甲申开年的第一首诗《挽曹雪芹》，全诗如下：
挽曹雪芹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17]
敦诚又有《鹪鹩庵杂诗》抄本，其中有两首《挽曹雪芹》的诗：
挽曹雪芹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开箧犹见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18]
持雪芹死于“甲申岁首”说者，大概是因为敦诚甲申年第一首诗里有“晓风昨日拂铭旌”的句子。如是，则这种判断既可笑又荒谬，“昨日”未必是实写，它既可以指作诗时的前一天，也可以是对以往岁月的统称。因此，“甲申岁首”说实在牵强，不能成立。
如果将“昨日”理解为“去年”的统称，那么敦诚的挽诗看起来写到了曹雪芹死于癸未年及其死因，即曹雪芹因为“伊子殇”而“感伤成疾”，数月后于“癸未除夕”病重去世。周汝昌先生就是如此理解的。他还指出，癸未年北京发生了严重的痘灾，幼儿死亡殆尽，曹雪芹的儿子死于癸未年，看来与此合榫[19]。
可是，周汝昌先生如此解释“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句诗注是错误的。从“肠回故垅孤儿泣”一句来看，曹雪芹的儿子显然比父亲死得晚，否则他怎么可以被敦诚称为“孤儿”，并且为父亲的死而哭泣呢？莫非曹雪芹有两个或三个儿子？
从“新妇飘零目岂瞑”一句来看，曹雪芹显然结婚不久；从“孤儿渺漠魂应逐”一句来看，这显然是说“孤儿”也死了，曹雪芹的魂魄大概会去追赶亡子的魂魄（“魂应逐”和“目岂瞑”的施动者都是曹雪芹）。这样看来，曹雪芹只可能有一个儿子。
既然如此，“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一句话，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敦诚于甲申年作挽诗之前数月，曹雪芹的“孤儿”追随父亲而去，敦诚为曹雪芹父子的相继离世感到伤心难过，因此得了病。敦诚的这一首诗，应该是曹雪芹逝世的周年祭。
既然曹雪芹的“孤儿”死于甲申年数月前的癸未年，那么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就是合理的，死于“癸未除夕”是一个失察的错误。
我们可以再回过头去想一想，曹頫这么一个精明的人，怎么可能单记住曹雪芹死于“除夕”这个特殊的日子，而记错了他去世的年份呢？对于“尝哭芹，泪亦待尽”的曹頫来说，能解小说“辛酸之泪”并为之“泪尽而逝”的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这是刻骨铭心、无可言寓的痛苦，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误记干支”的可能。
13.4 芹系谁子？
明确了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就可以根据曹雪芹生前好友们的诗作、他们的交往情况以及有关曹雪芹身份的史料来推断曹雪芹的出生年份。关于“芹系谁子”和“生于何年”两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归纳起来大致是三种意见：
（1）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如朱淡文女士就持此论，其专著《红楼梦论源》对此有详细论述[20]。
（2）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如冯其庸先生就持此论，其专著《曹雪芹家世新考》对此有详细论述。
（3）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如周汝昌先生就持此论，其专著《红楼梦新证》对此有详细论述。
13.4.1 “官州同”的曹天佑和“以老贡生槁死牖下”的曹沾
本文已经确证曹頫生于1706年6月8日，至1715年才9岁，他是不可能结婚生子的。因此即便曹雪芹的确是曹頫的儿子，曹雪芹也绝不可能生于1715年。冯其庸先生对曹頫的生年判断错了，所以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第（1）种意见和第（3）种意见的分歧，首先源自对于敦诚和张宜泉诗作的不同理解。敦诚在挽曹雪芹的诗作中两次提到了“四十”这个数字，一是“四十萧然太瘦生”，一是“四十年华付杳冥”。张宜泉在《伤芹溪居士》一诗的诗题下自注：“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21]。
周汝昌先生认为，我们应当相信敦诚的话，在别无旁证可求的情况下，暂按四十岁的年寿来逆推曹雪芹的生年。由于周先生认为曹雪芹死于“癸未除夕”（1764年2月1日），因此他推出曹雪芹应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周先生还补充说，或迟早一二年，自属可能，但无法确定。周先生反驳了胡适先生和王利器先生关于曹雪芹“活了四十多岁”的推论，胡推测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七年，活了四十五岁；王则认为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生于康熙五十四年，活了四十八九岁。周先生认为，在旧社会里，是没有人肯为亡友“减寿”的，如果挽一个四十八九岁死去的人不说“五十年华”而偏说“四十年华”，那就是太没情理，迹近开玩笑了[22]。
持“遗腹子生于乙未”说的论者当然认为有旁证可求。首先，曹颙有子名“天佑”（《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作“天佑”，《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作“天佑”，“佑”和“佑”古字通），而曹雪芹名“沾”，“沾”与“天佑”有典籍联系，按照我国古代男子命名表字的习惯，“沾”与“天佑”极可能是同一个人。其次，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的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可知当时曹颙并无男嗣，故康熙五十年十一月曹颙所生长子必已夭亡，马氏遗腹子“曹天佑”就是“曹沾”，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夏。再次，作为小说作者的曹雪芹只有生于1715年，才能赶上曹家的繁华时代，才能具有创作小说的生活基础，才能符合敦敏兄弟所写的“扬州旧梦久已觉”、“秦淮风月忆繁华”等诗句[23]。
周汝昌先生的意见除了“癸未除夕”的判断出错，其他的说法都有理有，较之“遗腹子生于乙未”说更为合理。后一种意见以推测为主，既得不到史料的证明，又经不起史料的检验和情理的推敲。曹颙的儿子叫“曹天佑”，难道曹頫的儿子就不能叫“曹沾”？取名“曹沾”就一定要跟曹天佑是同一个人？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又《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记载，曹天佑为“颙子，官州同”；始修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1736年），成于乾隆九年十一月（1744年）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也记载说，“曹天佑，现任州同”[24]，可见曹颙的这个遗腹子是作过官的。然而曹雪芹的生前好友从未有只言片语提到过叫作“曹沾”的这个人担任过任何官职，相反，清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说曹雪芹“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25]；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二“曹雪芹”条说：“雪芹名沾，以贡生终，无子。”[26]由此可见，曹颙的遗腹子曹天佑与曹沾根本就是两个人。
13.4.2 不可思议的忘年交
我们现在假定曹天佑与曹沾是同一个人，生于1715年，看看会出现何种情况。敦诚《四松堂集》里有一首《寄怀曹雪芹沾》的诗，其中写道：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篪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27]
“虎门”指的是北京西单牌楼以北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曹雪芹就是在这里与敦敏、敦诚兄弟俩相识相交的。“接篪倒著”，典出《世说新语·任诞》，说的是山季伦（简）经常喝得酩酊无所知，连帽子都戴反了。
从《四松堂集》的《敬亭小传》和卷二《感怀十首》第一首《世父拙庵公》的诗注来看，敦诚是11岁入的宗学，15岁第二次入宗学就读。敦诚11岁入宗学时是1745年，这时哥哥敦敏16岁，而生于1715年的曹雪芹已经30岁了。这个比敦诚大了19岁的曹雪芹，怎么可能与一个小毛孩朝夕相处，剪烛夜话，狂饮烂醉呢？如果这些行为指的是与敦敏相处的情形，那么按照《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曹天佑至少在1744年还担任“州同”的官职，他为什么要突然改名“曹沾”，跑到宗学里跟一帮青少年厮混呢？
曾保泉先生看出了这种不合理，他在《曹雪芹与北京》一书中指出，如果不是平辈的关系，敦诚何以能在诗中用“容君傲”？曾先生又提出，11岁的敦诚不大可能与30岁的曹雪芹交往，他们的交往可能是在敦诚15岁之后[28]。可是，即使如此，这种交往与曾先生的质疑仍然是相矛盾的。
我们再来看看曹雪芹与张宜泉的交往情况。从张宜泉有关曹雪芹的诗作来看，他们曾有过“促膝话新诗”的密切交往。《〈春柳堂诗稿〉自序》有一句“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一时握管拈毫之士，皆鼓吹休明，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未易更仆数”，钦定乡试增五言排律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这是不争的史实。
台湾学者刘广定先生此认为，张宜泉参加“丁丑礼部试”时至少有十六、七岁，因此大约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蔡义江先生则认为张宜泉出生时间更早，大概生于1739年或1734年[29]。
蔡义江先生认为曹雪芹生于1724年，所以才会对张宜泉的生年作如此推测。如果曹雪芹生于1715年，他怎么可能与生于1734年或更晚的张宜泉漫步西郊、题诗唱和以及“促膝话新诗”呢？除非曹雪芹生得更晚而张宜泉生得更早，两人为同辈的关系。
13.4.3 贾兰的原型人物是曹雪芹吗？
《红楼梦》其实对曹颙的遗腹子作了文学描写，小说中的贾兰就是以曹颙的遗腹子曹天佑为原型的。前文已经论证，贾兰生于1709年，比叔叔贾宝玉小3岁。贾兰的父亲贾珠生于1691年，死时才18岁。
如果曹雪芹就是曹颙的遗腹子曹天佑，那么曹雪芹当然就是贾兰的原型人物。贾兰的形象与曹雪芹“素性放达”、“工诗善画”的形象合拍吗？作者曹頫对待贾兰的态度如何呢？
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贾宝玉和贾兰的交往并不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辈分和年龄的差距，更多是因为志趣和才情的不同。例如小说第二十六回写到贾兰射鹿被宝玉喝阻的情节：
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儿箭也似的跑来，宝玉不解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追了下来，一见宝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作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宝玉道：“把牙栽了，那时才不演呢。”（第365页）
小说第七十八回将贾宝玉跟贾环和贾兰作了一番比较：
说话间，贾环叔侄亦到。贾政命他们看了题目。他两个虽能诗，较腹中之虚实虽也去宝玉不远，但第一件他两个终是别路，若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若论杂学，则远不能及；第二件他二人才思滞钝，不及宝玉空灵娟逸，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涩。（第1124页）
作者说贾兰“论举业一道，似高过宝玉”，这并不是一种夸奖，相反实为暗贬贾兰是一个“国贼禄蠹”的胚子。作者笔下的贾兰“才思滞钝”，“每作诗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涩”，这哪里是敦敏、敦诚所夸赞的“诗鬼”和“诗才忆曹植”的曹雪芹呢？
第一一五回写到，甄宝玉对贾宝玉、贾环和贾兰大谈了一堆“禄蠹的旧套”，“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于是回了一通“酸论”，贾宝玉听了之后甚至开始讨厌他了：
甄宝玉道：“弟少时不知分量，自谓尚可琢磨。岂知家遭消索，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世兄是锦衣玉食，无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经济出人上，所以老伯钟爱，将为席上之珍。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了禄蠹的旧套，想话回答。贾环见未与他说话，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便说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谦，若论到文章经济，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在小侄年幼，虽不知文章为何物，然将读过的细味起来，那膏粱文绣比着令闻广誉，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宝玉未及答言，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心里越发不合，想道：“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便说道：“弟闻得世兄也诋尽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今日弟幸会芝范，想欲领教一番超凡入圣的道理，从此可以洗净俗肠，重开眼界，不意视弟为蠢物，所以将世路的话来酬应。”（第1574页）
在第一一八回，作者以冷静客观的笔调“特写”出贾兰的言行，勾画出一个少年老成、谨小慎微、人情练达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既不是贾宝玉和作者本人所喜欢的，也跟曹雪芹那种狂狷不羁的形象相去甚远：
袭人还要说时，只听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窗户问道：“二叔在屋里呢么？”宝玉听了，是贾兰的声音，便站起来笑道：“你进来罢。”宝钗也站起来。贾兰进来，笑容可掬的给宝玉宝钗请了安，问了袭人的好，——袭人也问了好——便把书子呈给宝玉瞧。宝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来了。”贾兰道：“爷爷既如此写，自然是回来的了。”宝玉点头不语，默默如有所思。贾兰便问：“叔叔看见爷爷后头写的叫咱们好生念书了？叔叔这一程子只怕总没作文章罢？”宝玉笑道：“我也要作几篇熟一熟手，好去诓这个功名。”贾兰道：“叔叔既这样，就拟几个题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进去混场，别到那时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话。不但笑话我，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宝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说着，宝钗命贾兰坐下。宝玉仍坐在原处，贾兰侧身坐了。（第1614~1615页）
从这些情节来看，曹雪芹绝不可能是贾兰的原型人物，绝不可能是曹颙的遗腹子曹天佑，绝不可能生于1715年。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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