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史中的“沈从文”

/ 江慎

一

　　今年我的读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笔，无疑是得了《沈从文全集》的文学与书信二十七卷，除去还未得到的文物（物质史）方面的五卷，文学部分以前只闻其名而不得见的文字，现在基本上都看到了，而且看到的都还是正本清源的初版文字，总共近三千万字。对着这样三千万字，我很发愁，不知从何入手。——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一直以来面对“沈从文”三个字的苦恼。这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但我具体从他处得到什么，他具体从哪一方面改变了我，都是可质疑的。很显然，我现在若能用几千字或用几万字将“沈从文”说完，那么，这不是因为狂妄，便是因为无知。——这一点自知之明就是我为什么读沈从文那么久了，却不曾在实处发过一点议论的原因。好在我这里所写的只是一篇“编者按”，这大概是一件天马行空的工作，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我在这专题里所收集的几篇文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徒手的《午门下的沈从文》，写作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对照历史，正好可勾勒出沈从文的一生。但这些文字，显然不足以给人一个完全的“沈从文”。因为对一个文学爱好者而言，沈从文的丰富处，总是在他的文学成就上。忽略这一点，只着重于其富有传色彩的生平，无异于买椟还珠。

　　我想，要理解沈从文，首先是阅读他的文字，如果读者没有这么多时间或兴趣把沈从文的全部文字读完，或者根本对其文字无兴趣，而只是想走捷径了解他的文学成就，那么我想，除了读文学史，别无他途。我的手头收有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大陆的，美国的，香港的，以及台湾的。其中的几部，是专门的小说史，综合起来，大概已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半的面貌了。我现在把“沈从文”这三个字，从这许多部文学史中提出来，看看这几十年间，“沈从文”这三个字是怎样被文学史书写者书写的；或者由此，我们也能预料到，我们时下所知的“沈从文”，到将来还有怎样的改写可能。

二

　　他（沈从文）的文字自成一种风格，句子简练，‘的’字用得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作品甚多而结构并不如张资平似的彼此雷同，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但作品中不注意写出人物，只用散文漫叙故事，有时很拖沓。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但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乏之病是难免的。他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
　　——录自《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9月第二次印刷（该书上册为开明书店1951年初版，下册为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8月初版。）。

　　王瑶的新文学史中，沈从文并非重要作家，却获得一小节约四百字左右的介绍，而这介绍，虽受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的影响甚多，但依然能当得“公允”二字。据王瑶说，“当时政治气氛和学术空气比较正常，各种各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尚未开展，因此这一时期的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尚能各述己见，具有不同的特点。”（见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序》，1987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

三

　　新月社是一个代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和利益的反动文学团体，与“现代评论派”有着极密切的血缘关系。他的主持人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沈从文等。
　　——录自《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著，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初版。

　　“新月派”前身就是“现代评论派”，主要人物除“现代评论派”原有的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外，又纠合了梁实秋、叶公超、沈从文等辈。他们在北伐战争以前，依靠帝国主义仰承北洋军阀鼻息反对共产主义，北伐后，他们又投靠了新主子，——蒋介石反动政府，反对革命文学。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丁易著，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初版。

　　作家出版社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版了三部较有影响的现代文学史，除上面的两部之外，还有一部是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张著我未见到。在上面两部文学史中，“沈从文”三字已基本消失，只在介绍新月派时，才被作为反面人物顺带提到；而其文学方面的成就，完全避而不谈。实际上，这两部文学史也正是“无产阶级”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在此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所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如唐弢所著的现代文学史等等。）中，“沈从文”这个名字都已基本消失了。

四

　　……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
　　——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英文版196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中译版1979年友联出版社初版）。

　　夏志清的这部小说史是不讳言“反共”的，他在书中所极力推崇的作家许多在当时多籍籍无名。不管他的动机如何，是否歪打正着，他所“发掘”的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三人，都已是现下中国新文学史不容回避的作家了。在本书中，沈从文或许没有鲁迅重要，但他所获得的描述篇幅，却已超过鲁迅，——他和鲁迅一样，单独占了一章，另外又与茅盾、老舍和巴金三人一起作为“资深作家”又占了一章。我在这里只抄录了一句，因为原文实在太长了，不过这一句，我觉得已足够。（夏著文学史国内还不能出版全书，但可单独读到沈从文这一章，见夏志清著《文学的前途》，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五

　　沈从文在中国有如十九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中长篇小说作品较少，但是仅有的几篇如《边城》、《长河》等全是杰作。
　　——录自《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著，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影印香港昭明出版社三版（该书一二三卷分别为1975年、1976年、1980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初版。）。

　　司马长风的文学史毫无疑问是一部公正的文学史，除了因资料有限而出现一些小瑕疵外，作者的立场可谓不偏不倚，对作家的取舍是以其文学成就为中心的。如果说夏志清“发掘”了沈从文，那么司马长风则是“巩固”了沈从文。沈从文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职业作家，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置疑的最重要的天才作家；司马氏唯一的不满是沈从文“成熟”得太慢了，——这一点正与夏志清的看法不谋而合。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得到如此综合的、客观的与公正的评价。在本书中，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和文学评论，各个方面的文学成就，都有专节介绍，除此之外，他的文学活动，比如编辑文学刊物，扶掖青年作家，主持中国第一个文学奖大公报文艺奖，也有详细的介绍。在本书中，沈从文所占的篇幅，所获得的尊崇，已然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作家。

　　相比1961年初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至今不能在大陆公开出版，司马长风的这部文学史曾在八十年代获得在大陆影印出版的机会，可是流传甚稀。所以，尽管这两部史著在海外已获得累累声名，但在大陆的影响力却微乎其微，一般的读者更不可能通过这两部史著了解沈从文（包括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文学成就。

六

　　（沈从文）以各样的笔名写了许多诗，他的诗极近于法兰西的风趣，朴质无华的辞藻写出最动人的情调。他写的是近于散文句法的诗，不是格律诗，他有精巧的想象。
　　——录自《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刘心皇著，台湾正中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年八月（1971年8月）初版。

　　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厚达838页，可对沈从文的小说只字未提，沈好像被蒸发了。只在评论新月派诗人时，才说到了沈从文，——这种玩笑与大陆“无产阶级”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很遗憾未能找到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但据说这本更厚的文学史中，有关沈从文的文字同样不多。刘心皇与尹雪曼，所写的都是“反共主义”的文学史，这与夏志清的小说史有点区别。夏虽然反共，可是在学术上，还是“现代主义”的，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区别，“沈从文”在他们的笔头下，命运也截然不同。

七

　　假若现代的钟嵘要把小说列入《诗品》，沈从文也许是毋庸争议的典型。……沈从文有“文体作家”的美誉，他以古朴，雅洁，明慧，潇洒随心又明澈似水的笔致，以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体式，展示一个遥远、奇特而带点神秘色彩的山间水上世界，展示一片纯朴、强健而未为都市商业文化污染的自然人性的天地。他以自然人性、化外风俗和诗化笔墨为三根玲珑剔透的支柱，擎起“京派”小说的顶梁。
　　——录自《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北京一版，1998年3月北京一印。

　　杨义的这部小说史比夏志清的小说史厚重三倍不止，所以不用多介绍，也可知这部小说史的特点是求大求全。因此，这部小说史是最公正不过的，几乎新文学史上稍有影响的作家都可得到专门介绍，这当然是一种客观的做法，给读者一明净大窗观察中国现代小说史这间黑暗大屋的各个角落。但我们很难从这么繁浩的文字中搜取重点。不过众所周知，京派作家比起其他时期其他流派的作家，所获得的文学成就是新文学史上最高的，所以“擎起‘京派’小说的顶梁”这句话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八

　　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于被当时现实所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八十年代，……沈从文（自己）的作品一再地出版并受到研究，证明了历史上曾经冷落过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地遭受冷落。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一版，2001年12月十一印（该书1987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初版。）。

　　这部文学史已然成为教材，印量极大，内容也一再修订（据说有些章节并非仅仅修订而是重写。），所以关于沈从文的原文我这里找不出。至少在这个作为教材的修订本中，沈从文已经获得了独立的一章，俨然与鲁郭茅老巴曹平起平坐了。而“历史上曾经冷落过的文学现象不一定永远地遭受冷落”一句，虽未免沉重，但终使人欣慰。

九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者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权？）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支配一个乃至一群作家的命运，作家的文字能否流传，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笔头。我从他们的笔头下钩稽“沈从文”，并不因为仅仅是我个人好读沈从文，更大的原因是我实在找不出另一个在文学成就上能超越沈从文、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落起幅度比沈从文更大、在命运变化上能比沈从文更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作家（当然，周作人或是一个例外。）。而就是这样一个如今身已逝，却以文字继续显现巨大能量的作家，曾经竟被文学史书写者随意逼进历史的暗角，而将他从历史的暗角拉到历史的聚光灯下的，又是文学史书写者。

　　我不知道，对于沈从文，对于另外一些与沈从文经历相似的作家，这些已死去的和还未死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者，是否失悔过。至少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表明，他们的内心曾经不安。比如王瑶的文学史名“稿”，刘绶松的文学史名“初稿”，——似是等待修改机会。

　　在上面，引用文学史中的句段时，我刻意标明了这些文学史的出版年代。从1951年初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到1998年初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时间跨度不过半个世纪而已，但就是这半个世纪，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却已是如此翻云覆雨了。相对于文学史而言，我在这里所做的这个专题显然更为苍白；而我的这篇所谓的“编辑按”，也只引用他人的文字，并未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是意思是，我并没有误导诸位，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作家，只能去品读他的作品，仅仅读几本文学史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应时的文字明天即有可能变成另一种模样。——还好，经过这许多年等待，我们现在终于能读到这个以艺术为第一要义的伟大作家的全部作品了。

十

　　1934年1月，沈从文返乡探望母亲。18日那天，在船中，和往常一样，沈从文一边听着家乡河流的流水声音，一边给新婚妻子张兆和写信。在信中，他对于自己的文字，作了极自信的评价，同时对自己文字的流传，也作了极准确的预言。我把这一节抄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尾：……我看了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等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2003年8月27日，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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