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见证“样板戏”的时代脉动
——评《实话实说红舞台》

作者篇
　　《实话实说红舞台》是著名“红墙”女作家顾保孜继《红镜头》之后的最新力作。顾保孜是解放军二炮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红镜头》、《我的父亲朱德》等纪实文学著作。

内容篇
　　《实话实说红舞台》是中国青年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一部文图并茂、图随文行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本书以翔实地记录建国至1978年之间我国“革命样板戏”出台的经过为线索，记述了《清宫秘史》、《武训传》、《海瑞罢官》、《达吉和她的父亲》、《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三上桃峰》、《园丁之歌》、《海霞》等舞台戏剧的创作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台前幕后的故事和人物命运。
　　著名军旅女作家顾保孜撰写的30余万精彩文字，以独具个性的视角和真实的观察纪录了那个时代的影像。加之书中的15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和文艺舞台上的一幕幕精彩画面。这使《实话实说红舞台》不仅具有珍贵的收藏价值，更有极强的可读性。

价值篇
　　《实话实说红舞台》通过“八亿人民八台戏，人人会唱样板戏”，“历史大舞台，舞台小历史，红舞台演绎新中国风云世事，实话实说，揭开鲜为人知的幕后传奇，洞悉悲欢沉浮的人物命运”。
　　近年来读者的阅读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对历史和非虚构类作品却始终保持着的阅读的热情。“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该书一如既往顾保孜特有的文风：明澈和充实。对“红舞台”历史，特别是对“细节”的讲述渐渐丰盈。
　　《实话实说红舞台》不仅仅局限于记述《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还充分描写了一系列台前幕后的故事和人物命运，并且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之中，引证方方面面与其相关的事件和人物，从宏观到微观，从背景到前景，有血有肉，生动全面地展现“样板戏”的时代精神全貌。
　　同时，作者对丰富的史料进行了认真甄别、辨析、考证，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她不仅系统整理了公开发表过的资料，还刊布了一些未曾公开的内幕，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解读了某些久悬未解的历史谜团，这是弥足珍贵的。
　　书中无处不在的饱满、细腻、翔实，无处不有的斗争和智慧，所有这一切，让读者觉得自己岂止是在读书，而是与时代在对话，与一种思想在交流，心中的谜团解开了，留下的都是那份沉甸甸的警策。

典型人物篇
　　“李铁梅”——刘长瑜
　　提起刘长瑜，人们自然会想起《红灯记》中的“铁梅”。1964年，刘长瑜开始参加《红灯记》的排演，扮演“李铁梅”。这个风靡一时的舞台形象，曾使她的名字蜚声四海，享誉八方。“李铁梅”——刘长瑜，不仅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被誉为“中国第一花旦”；就是剧中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唱段，几乎唱遍全国。
　　舞台上的刘长瑜，经常扮演的是性格开朗、热情侠义的女子；舞台下的刘长瑜，风采依存、平和近人。几十年的京剧生涯，她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是她艺术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刘长瑜认为《红灯记》这部戏是有许多名人参与创作的，比如"不许泪水腮边洒"一词就被郭沫若改为了"不许泪水腮边挂"；原来剧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后来周总理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而对于她饰演“李铁梅”，周总理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但文革一开始，到处都是批斗刘长瑜的大字报，说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狗崽子"、"黑线人物"、"修正主义的宠儿"等，还说"作风不正派"什么的。那时江青也认为刘长瑜对抗她，接着就被停演了一段时间。那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浩亮动不动就指责她"对抗江青"，是"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三名三高"、"修正主义苗子"。每当剧团进一个新人时，就把她当成反面教材，让她当着新人的面，交待是怎样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是怎样对抗江青同志的等等，天天讲，月月讲。
　　别人看刘长瑜演“李铁梅”挺红的，都以为她一定很受宠，谁也不会想到一走下舞台她就成了天天挨批的"反面教材"。记得那时的刘长瑜天天发低烧，吃不下饭，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

　　“洪常青”——刘庆棠
　　20多年前，刘庆棠的名字在中国如雷贯耳。刘庆棠，《红色娘子军》中成功扮演了“党代表”洪常青，又因“文革”中积极“弄潮”而成为显贵。
　　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顿时轰动全国。因了剧中出色的表演，刘庆棠也获得赞扬无数。特别是在那个强调“突出政治”的年代，不但在剧中用各种艺术形式突出“党代表”洪常青，而且连篇累牍的报道、评论，也都大谈特谈“洪常青”形象塑造得如何完美。特殊的时代让刘庆棠成了家喻户晓的“芭蕾明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样板戏”的《红色娘子军》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之一。刚被任命为芭蕾舞团副团长的刘庆棠积极投身“运动”，他一再向江青写信，吹捧江青，表白自己，诬陷他人，博得了江青的青睐。从此，刘庆棠在政坛上迅速走红，成为那个昏天黑地年代家喻户晓的“政治明星”。
　　1971年，39岁的刘庆棠成为“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副部长级干部。
　　1976年“文革”结束，刘庆棠先是被隔离审查，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书摘】

《红灯记》

　　《红灯记》临时抱佛脚，重换“李奶奶”。李玉和的搓步不能令江青满意，一句话从天津“揪”回了武生大师。毛泽东对《红灯记》的一番评价，让江青煞费苦心地想出了个“高招”。

　　《红灯记》中的三位主演——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中，只有高玉倩受到江青的批评与责骂最少。高玉倩嗓音洪亮、道白清楚、角色把握贴切。江青几乎没有挑剔过她在唱功、做功、念功和表演方面的毛病。
　　对于高玉倩在艺术上的认可，江青嘴上不说，心里是十分满意的。可是，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高玉倩因“历史问题”，被剥夺了唱戏、练功、上舞台的权利，只能“劳动改造”，天天摇煤球。所谓的“历史问题”，无非是在解放以前，高玉倩嫌“梨园界”世道太黑，不愿再唱戏，想换个工作改个行。于是，她在朋友的帮助下，学习了两个月的英文打字，然后去报考美军南苑机场的英文打字员，无非是想混口饭吃。不想还未被录用，只好再回来唱戏。这点事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成了严重问题，高玉倩被大字报责为“特务”，《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也因此而换了人。1968年底，江青已有了把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的打算。她以电影的标准，加紧审查这几部戏，并仔细挑选拍电影上镜头的每一位主要演员。
　　1968年11月15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在北京工人俱乐部审查京剧《红灯记》。江青是当然的主审，她早对扮演李奶奶的演员心中不满。刚到剧场，她先看了演员，不高兴地耷拉着眼皮：“高玉倩可以放出来嘛。又没有确凿的旁证，就说她是特务? 我办的案子都是讲求证据的。”剧团领导也不愿意整高玉倩，但“文化大革命”是场混乱的“群众运动”，派性也十分严重，解放一个人是要有个“说法”的，如果江青肯说话，当然就好办多了，他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团领导赶紧问道：“高玉倩可不可以拍电影?”“怎么不可以!”江青面无表情，冷冷地反问了一句。
　　第一场演完，第二场就是李奶奶的戏了。大幕还未拉开，江青又想起高玉倩。“高玉倩来了吧?”剧团领导一阵紧张，十分钟之前刚说要解放，怎么就能来呢?他们慌忙应道：“没来，明天叫她来吧。”江青点点头，自言自语地念道：“说她是特务，又没有真凭实据，叫她彻底和张东川、阿甲他们划清界线不就成了吗?大不了要她在群众面前交代交代，排《红灯记》，她有一功啊!”第二场开演了，台上，李奶奶在擦拭着红灯。江青劈头一句：“你看，你看，我讲过了多少次，要研究研究配色。可你们看看，李奶奶的围裙有多难看!一定要改成藏青色的。”……铁梅出场，一曲“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倒让江青眉开眼笑起来，她歪着头赞道：“嗯，不错。长瑜有个小样儿，稚气极了。她都27岁了，能把铁梅演得这么天真、稚气，不容易呀!”江青的脸，好像夏日时节多风暴的天气，说变就变。“服装设计是谁?铁梅的衣服不好看!这是什么颜色?要红得漂亮。裤子要咖啡色或驼色的。”停了停，她感觉言犹未尽，又加上一句：“铁梅的衣服要像红灯那样红，红头绳也要那样红!”于会泳照样坐在江青身旁，随时听取江青的意见。他虽然原是上海两台“样板戏”的曲作者，但江青欣赏他、信任他。以后，每台“样板戏”的音乐与唱腔的重新设计与修改，都由他负责。
　　江青听完第三场李玉和喝粥的唱段，对于会泳提出了详细的修改要求：“李玉和出场要有一句导板、一句回龙、一句慢板，再接原板。”于会泳小心地请示：“是西皮小导板吗?”江青点点头：“对!西皮小导板。杨宝森《骂曹》的‘谗臣当道’可以参考。”话音未落，江青突然看到了台上几个喝粥的群众，这使她很快转换了话题：“啊呀!老百姓的衣服补得丑死啦!要补得是地方，补肩膀，现在补得那么不美。”一直没发表意见的周恩来，对江青提出异议，说：“这是一个傍晚。”江青猛然回过头去，蛮横地叫道：“就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说罢，她紧闭住嘴巴，再也不吭气了。人们感到空气紧张，都沉默了。周恩来也没再讲话。这倒使剧组犯难了，这场戏的时间到底改不改呀?直到下一场鸠山在办公室接电话，念道：“怎么，掐断了?”这时，江青高兴地忘了刚才的不快，手舞足蹈地喊：“这是我搞的!为了堵塞对上级的破坏。”没人应和，她转过视线，望了望周围的人，想起了刚才的事。在推推眼镜的工夫，做出一副微笑的脸，转向周恩来，谦虚地指着台上鸠山头顶上的一块横匾，问道：“‘武运长久’是不是武士道啊?”“是武士道。”周恩来礼貌而平静地回答了她。“啊，是武士道就可以用啦。我原来就是不愿要这个‘武运长久’。”江青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周围的气氛缓和多了。“痛说革命家史”是李奶奶的重场戏，这场的唱与念，都是戏的关键。对台上演员的表演，江青很不满意。当李奶奶念道：“铁梅，给你爹拿酒去”时，江青忍不住了，她大声唠叨着：“要京韵，要上口，这个基本功应该有。”再接着往下看，气更不顺了，台上演员念一句，江青坐在台下指责一句：“念白要有高低，要讲辩证法。‘她姓张我姓李’这句末尾完全应该低下来，然后下一句再高上去 ……唉!她唱这句‘铁打的金刚’时，也不会换气。她不懂辩证法，基本功也不过硬……这个‘被捕’的‘捕’字要紧，要突出，她现在是一个劲地嚷……”江青一边看一边说。剧组领导迅速、认真地记录着她的话。江青时不时还示范几句，看到后边，她完全泄了气，声音明显地不耐烦了：“要有起伏，要有过程，要低下头去，然后有个过程，再念下面的话……不要急嘛，这个人性急。她又哭了，演员可不能哭哇!演员哭，声音就没了。搞自然主义不行!一唱到那儿，她就哭，我倒没哭，哼!”
　　她拧过脖子，不看了，一个人生闷气。剧团领导深知缘由，稍稍地走上前来，耳边请示：“是不是叫高玉倩今天就来?”江青眼睛一亮：“现在就叫她来!这个戏的李奶奶是为她创造的。”剧团领导一面打发人去找高玉倩，一面又悄悄递上一份关于高玉倩问题的报告，哄着江青说，团里的群众已经同意解放她。江青这才慢慢地舒了一口气。她要拍电影，没有得力的演员怎么行?现在非高玉倩不可，至于别的，可以不管。运动、整人，本来应当是那么回事嘛。于是，她点着头说：“我完全同意群众对她的批评，叫她交代、揭发。”她说的揭发，当然是指她所痛恨的张东川和阿甲。剧团领导问：“电影马上就要开拍，是不是让高玉倩马上练功?”“对，马上练功!”江青坚定地说。
　　正当江青休息的时候，高玉倩走进休息室。她是在劳累地“改造”了一天之后的梦境中——半夜3点被人喊起，然后又一直在“快，快”的催促声中，莫名其妙地被带到剧场里的。
　　江青立刻变了一副脸，笑盈盈地站起来，迎上前去 ，做作地对高玉倩拥抱了一下，弄得高玉倩不知所以然。“玉倩啊，你受委屈了。群众对你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你要跟他们彻底划清界线，揭发他们。”
　　高玉倩不知道江青说的“他们”是谁，茫然地点着头。“玉倩啊，电影你拍。演《红灯记》，是我点的你，是我让他们听听你有没有大嗓。他们跟你说过没有?”
　　高玉倩如实地回答：“没有。”“阿甲坏透了，贪污了好多东西。”江青忿然道。
1963年时，李奶奶的角色是在中国京剧院四个团中公开招考的。高玉倩中选，此事院内院外众人皆知。江青今天想做好人，虽太晚了些，不过她很有手段，把责任推到已被打倒、毫无发言权的阿甲身上。
　　高玉倩被解放了，回到《红灯记》剧组，随即投入了拍电影的紧张工作。
　　已改名为“浩亮”的李玉和的扮演者，是武生出身的演员。虽然开始唱功欠缺一些，出演李玉和曾遭到京剧院领导以及导演的怀疑与反对，但对他的武功，在年轻一辈演员当中，他算数得着的人物了。
　　在刑场的一场戏中，江青为了充分发挥武生的优势，给李玉和受刑之后的出场专门设计了一套碎步动作。可浩亮的几次排练都令她失望。“腿抬高一点嘛!浩亮，你可是个武生啊!”浩亮一出场，江青就在台下叫。
　　1968年9月26日晚，江青亲临中国京剧团的排练场，指导“刑场”一场戏的排练。“浩亮，你的腿功不行。腿要抬高，身子不能歪。”浩亮又努力地做了一遍。“唉!”江青失望地叹口气，对台下的人们说：“这是一个造型问题，你们在戏校学习时，没学过那个功?”
　　台上，浩亮竭尽所有能量地边舞边唱，一切都按照彩排、演出的要求进行。他手上、脚上都戴着链子。演到高潮时，浩亮昂首挺胸，唱出那句激昂的高腔：“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好一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气魄。
　　江青中断了与众人的谈话，突然冲着台上喊：“往高，抬头……唉，胸也不挺，你是个驼背!”当浩亮第二次做碎步动作时，江青站起身来，朝着台上摆手：“浩亮，你下来吧!你没有那个基本功。有了那个基本功，造型就很美。这个动作要等你练好再上，练不好就不上。你的功底不行。你的腿原来能抬很高，现在却抬不高了，不练功吧?”江青转对剧组领导人之一的李金泉说：“去掉他的事务性工作，练功!每天唱两个小时，舞两个小时。”
　　浩亮带着一身的汗水，从台上来到江青身边。江青指着他冒着腾腾热气的后背：“怎么不挺起来?你老是驼着个背!”浩亮不好意思地笑笑。江青冲着旁人喊：“应该在背后打他三槌!都是阿甲他们，整得他弄成小老头了。李玉和是英雄啊!无产阶级的英雄。上了刑场就要大义凛然，八面威风。你是武生啊!连腿都伸不直，真是糟糕。”江青又坐下，对浩亮说：“上去再走一遍碎步，我看你能走几步。是不是少走一点，就可以藏丑，走太长了不行，你没那功夫。”浩亮跳上舞台，又走了一遍。江青喊道：“这样吧，锣鼓缩短，你能走几步，就叫锣鼓打几步。腿抬高时，拿出你的本事来。今天不练了，看你浑身是汗。你大概老也不练功，现在一定浑身疼吧?我相信你一定浑身疼，下来吧!”
　　浩亮顽强地咬住嘴唇：“我再来一遍!”他回到边场，重新搓着碎步出场。江青已经不看了，她在左顾右盼地找着什么人。“志孝，你有这个戏，来一遍看看。”江青对坐在台下的冯志孝说。冯志孝也是中国京剧团的台柱子，著名的老生演员。见江青点他的名，谦虚地说：“我是跟浩亮学的。”
　　“你上去!”江青对冯志孝命令道。
　　然后，江青对看台上的浩亮喊：“你下来!”不知是出于疼爱，想让他放松放松筋骨肌肉，还是嫌他一身的汗气，江青对浩亮说：“你不要马上坐下，兜一个圈再来我这儿坐下。”
　　台上，冯志孝开始做动作。江青大笑：“不行，你不仅后搓步不行，连浩亮有的你都不行。哈哈……再来一遍!”冯志孝又做了一遍。“好!这次好些，可以藏丑。”江青指着冯志孝对浩亮说：“他不是搓，他是颠。他不要既想颠又想搓，干脆就颠着出来算了。”
　　江青对排练场的所有演员大声说：“现在，你们谁能按要求走出来?上去!自告奋勇!不要怕丢丑嘛!”几个男演员都上台一试。
　　江青摇着头，叹道：“唉，旧教育制度毁人啊!要把那些戏剧学校砸烂!那些王八蛋不教你们好东西，真气人!”
　　接着，她做出一副神秘的样子，说：“有一个人，会这功夫。他的《挑滑车》、他的《蜈蚣岭》、他的《恶虎村》都有这功夫。他还有三个跟斗，都是绝招。”一提这三出戏，京剧行里的人都知道，江青在说张世麟。他是京剧界的武生奇才，“文化大革命”前曾在天津京剧团当台柱子，有几出拿手好戏，令人拍案叫绝。可惜“文化大革命”伊始，他就被当成旧文化的典型人物揪出来，关进“牛棚”，戏自然是无法演了。江青很痛恨他，因为他享受旧式艺人贵族的生活方式，并固定封建式的师徒关系，保守了他的“绝招”。可是，江青又实在欣赏他的武功功底。“你们穿相当紧的硬底鞋都不行，而那个人穿平底鞋演武松，能有同样的效果。他的头和肩都有锣鼓经。浩亮，你就没有，哪里都没有，你要练。”
　　江青眯着眼睛，像是想寻回昔日里她当戏迷票友看戏时的那种感觉，自言自语地说：“杨小楼一出场，闭着眼，一亮相，再睁开眼，台下就鼓掌……我也不知道他的诀窍在哪儿，反正他有那么个诀窍。”她问浩亮：“你是个杂家，各种功都练，你跟谁学过戏?”浩亮翻着白眼珠，扳着手指头，数出一串武生大师的名字，其中就有张世麟。
江青听到这三个字，像触了电一样，一拍大腿，霍地一下子站起：“他就是不教你！你怎么不偷着学来?”浩亮吓了一跳。师傅传弟子绝技，无论是在武林还是在戏班子，都是有一套规矩的。有人跟定一个师傅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得到真传。
　　江青突然眼睛一亮，朝着坐在一边陪同的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喊：“谢副总理，立刻把张世麟从天津拉来!”谢富治马上点着头：“我就去安排，明天下午就可以押到。”
江青神气些了：“要他演传统戏，就要他这个功夫，岂有此理!敢不敢?看他的《挑滑车》、看他的《蜈蚣岭》、看他的《恶虎村》。叫他拿出全副本领来表演，偷懒不行。”见大家都不做声，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江青笑了，习惯性地歪起头，颇有几分得意地说：“你们连样子都没见过吧?就为了他这个招，我每场《挑滑车》必看。我估计你们在学校都没学过。他不肯教，还算不算中国人呀?如果他不算中国人，那就算了，把他驱逐出境。工农兵养活他几十年了，叫他赔偿!你们说应不应该?”
　　“应该!”年轻人哪里听见过这新鲜说法，都激动地异口同声叫道。
　　“叫他赔!叫他把基本功都教出来，他要是不把浩亮教好……”江青突然故意停顿一下，憋足了气力，提高了调门：“——枪毙!”那尖厉的高频声波直刺每一个人耳膜。年轻人不再激动了，而是瞪起惊恐的眼睛，望着这个权势显赫、一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的“旗手”，好像那种不祥的命运也会顷刻之间落在自己的头顶之上。
　　“哈哈哈……”江青见大家瞠目结舌样，大笑了起来。“我这是气话，他月月工资上千，不让他赔偿行吗?……好哇!”
　　两天以后，《红灯记》剧组领导李金泉利用江青审戏的空隙，向江青汇报：“昨天晚上，张世麟来了。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先对他作了批判，然后让他表演了几个戏的搓步。”
　　江青一笑：“怎么样，他的搓步基本功很好吧?”“是不错，他的搓步基本功无论是前面的、后面的、左面的、右面的都很不错，我们正在学。”
　　“嗯，别忘了好好斗他。”江青没有忘记这是一个反动权威。
　　《红灯记》影片拍出来以后，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不过，不喜欢又能有别的戏看吗?对银幕上出现的“样板戏”，不论是怎样，都持厚道的态度。
　　电台、报纸等舆论工具，就抓住了观众厚道和畏惧的心理，大做鼓吹的文章。
　　1972年底，八个“样板戏”在“未行先起尘”的喧闹中，终于全部拍摄成彩色电影。毛泽东陆陆续续都看了一遍，基本上也能满意。但是，在观看《红灯记》后，毛泽东曾为剧中革命人物被敌人杀害的结局感到遗憾。江青原以为主席会对她的“功绩”作一番评述的，至少也是个三七开吧!
　　毛泽东也好像和她捉迷藏，在非常关键的时候，就不肯给她增加砝码，总是让她的天平摇摆不定，不能平衡。
　　江青无论怎样“霸”，她不敢霸到主席头上。中南海里只有毛泽东才能镇得住她，只有周恩来才能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以后江青反对周恩来，是最不得人心的)。江青自己也曾经说过：“我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毛泽东对《红灯记》的结局的“意见”，江青不能不理会。她连夜召集《红灯记》剧组的创作人员，商量着怎么办?大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错在哪里?可江青非要创作人员提出修改意见：怎样才能让英雄不死?
　　一个剧本从构思到排演，每个环节是都经过仔细构思和推敲的，每一处埋笔都是为以后的结局铺垫的。英雄的结局是走向刑场，那么，它的情节就是围绕这个结局而设计的。现在中途再改，肯定没有办法做到缜密。江青才不管这些，只是强调让英雄都死了不好，革命就失去了伟大意义，前途就显示不出光明了。
　　大家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七嘴八舌出了个主意：把李玉和一家走向刑场的一场戏，改成打劫刑场，把英雄从枪口下营救出来，送他们上山打游击。可转念一想，《红灯记》又不是第一次公演，已经演了好几年了，早被群众接受了。现在突然改结局，恐怕费力不讨好，老百姓不会愿意的。江青想想也是呀，这一改不是乱套了吗?英雄一会儿死一会儿活的，让观众怎么理解“样板戏”的严肃性?随便地朝令夕改，以后“样板戏”还怎样保持其“样板”的权威?
　　江青一筹莫展，愁眉苦脸，只好又去找毛泽东，对毛泽东讲：这个戏演出后，已经演了这么多场了，大家反映还不错。外宾看了也受感动，还掉泪呢。现在电影也拍了，如果再改，观众会有意见的。毛泽东没有明白江青的意思。
　　江青把他们创作组想改结尾的情况告诉了主席。
　　毛泽东这时才知道江青理解错了，不由地苦笑了起来：“我的意思你没有明白。我是要你不要停留在这几个戏上。今天样板戏，明天样板戏，搞不出别的戏来。要多搞戏，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我是故意刺刺你，别以为有几个戏就了不得了。你呀……只能捧不能批，批不得!”
　　江青仿佛一块石头落地!
　　但是，江青心里还有一件不能满足虚荣心的事情，那可是她的超人智慧在《红灯记》中的杰出发挥。可毛泽东观看时，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美妙之处呢?
　　在这八个样板戏中，江青的“超人智慧”常常“杰出”发挥。改编《红灯记》的时候，原来的剧本里面有一段戏：李铁梅要出去送信，门外有敌人监视，铁梅不能出去，就想法从自己家的炉膛地道钻到邻居家，躲避了敌人的监视，去寻找地下党的联络员。
这段戏在改编时，谁也没有提出异议，连非常细致的于会泳也没有说不行。可江青却说：“这段要改。”大家都觉得炉膛里有地道，没有什么不妥，改什么呢?
　　江青却说：“这戏不够出奇制胜，平淡了。一定要改!”
　　创作人员只是江青的代笔人，一切必须根据江青的“智慧”行笔。江青叫改，有想法也要改。创作人员调动一切想像，一会儿把地道安在水缸里，一会儿又把地道安在柴堆下，反正什么地方都成了地道口……改来改去，地道搬来搬去，江青还是不能满意。创作人员都泄气了，鬼才知道江青要把地道安在哪里?
　　一天，江青突来灵感：“可以将两家房间的墙壁搞成活动的，能够相通。铁梅的台词改为……”然后江青吊起京剧念白的嗓门：“我家和庆莲姐家那堵墙有一块大石头是活动的，我小时候经常搬开石头到她家玩呢!”
　　大家一听，也不敢说不行。
　　这一招虽没有制胜，却是出奇了。这符合百姓生活常识吗?谁见过家里睡觉的炕能随便和别人家的炕相通?就是在没有任何爱情因子、纯洁得不能再纯洁的“样板戏”里，出现这样的场面也够让人想入非非了。果然，改编后的《红灯记》在农村演出后，人们就笑话开了，说这是李玉和以前“听房”时挖下的，现在正好用来送信。
　　这些因江青“聪明才智”引发的民间笑话，谁也不敢惹火烧身去告诉江青。
　　江青自我感觉却良好，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惊人天赋”。以后每演到这一处，她得意的神态都会由衷地挂在脸上。
　　在拍摄八个样板戏时，江青突然感到李玉和家的几场戏色彩单调，马上喊来《红灯记》影片摄制组。“你们为什么不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呢?你们为什么想不到要加点蒜苗、白菜、菊花什么的呢?你们的创作思想是倒着的啊？完全像个迈不开步子的小脚老太婆!”于是，李玉和家外增添了蒜苗、白菜、菊花。绿色、白色、黄色搭配起来，格外耀眼。
　　后来，江青又曾多次提出要在“样板戏”中老百姓家布置点颜色，挂上辣椒、大葱和萝卜。江青虽然讲求影片的用光、配色，但是光靠一流摄影师也不行。我们本身的国产胶片技术不过关，再高的技术技巧，也拍不出来令人满意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