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读《我们像野兽》

作者：曹建泉

　　半年前我在电脑上读完了何顿的新作《我们像野兽》，此前我很少在电脑上读长篇小说。原因有二：一是长时间面对屏幕，眼球受不了。二是总觉得读铅印字和读视屏的文字感觉不一样。何顿在电话里说，我这部小说写得很猛的，发给你看看。作为朋友，我当然只好打开电脑，眯着眼睛看。不料一坐下，竟离不开了，接下来时而叫绝时而大笑，这种阅读快感先前只在读王小波时有过，只是王小波已英年早逝，何顿还威猛地活着。

　　与朋友闲谈之余，又免不得谈起他这部小说。不知何故，我总是把小说说成《我们像畜牲》，我说何顿又写了部小说叫《我们像畜牲》，对方的表情也总是惊诧得很：什么？我便为我的健忘呵呵地笑。事后一想，我并没有错到哪里去，或许还正挑明了此书的核心所在。何顿在小说的开篇便借小说人物之口，这样叙述道：“我们是一群浑蛋，不是谦虚，是的的确确的浑蛋。”这便是此小说揭示人性恶的用意抑或中心思想什么的。畜牲是骂人的话，浑蛋也是骂人的话，所以说畜牲比浑蛋不会恶到哪里去。

　　而何顿所说写得好猛的，自然是指书中的性描写。此书问世后，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至少长沙的各家报纸不是转载便是在访谈或评介，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何顿自己却受邀跑到武汉大学为此书专题讲座、签名售书去了。这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原因是：此书肯定是近年中国文坛难得一见的力作。而且好就好在作品的彻底真实性。其实如今的人承受的压力都很大，自然都很脆弱，在某种意义上都在逃避生活的真实，因为真实总是让人感到残酷。打开书本，想看的就是一个清纯友爱的世界，用好人来麻醉自己，所以很多人很害怕看到真实，作家们也喜欢用隐晦的艺术象征来规避，读者则被训练得习惯于在那些刻意幻想的作品中，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而何顿则在此书中将残酷的真实，如同剥笋子皮一样，一层层血淋淋地剥给人们看，且笔调粗野狂放，使得作品更为生动，幽默，有趣，看完又不得不为之震撼。

　　《我们像野兽》无疑是何顿的第一部长篇《我们像葵花》的姊妹篇。如果说《我们像葵花》以“董存瑞，十八岁，参加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结尾，来象征一代人的理想和精神幻灭的话。《我们像野兽》则以铁锤般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物质社会的画面。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精神追求的社会中空，很快为金钱至上的观念所填补，人们在物质社会中所暴露出兽性的一面。此书的几个主人公都是学美术的大学毕业生，当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幻灭之后，转而将对艺术的激情和创造力用于对金钱的追逐上时，一切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对他们来说都荡然无存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现今世界这样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何顿花重墨把这些人一个个揭示出来，在我看来不是他对此津津乐道，而是他对当下社会公德的担忧。当然，何顿没有在他的小说中扮演成道学家大发议论，这正是他的妙处所在。何顿骨子里并不钟情于这群不道德的人，他让王军去做和尚，让黄中林死于非命，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品出何顿的好恶来。应该说，何顿是有忧患意识的，在小说结尾处，他把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用一种“杀戮”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很令人深思。如果说杨广、黄中林他们身上有些“兽性”的话，刘伢子、邓伢子和胡伢子是不是更加“野兽”了？何顿曾经说过，无知让人可畏。《我们像野兽》无疑是何顿扔到当今文坛上的一枚重磅炸弹。

转自：http://www.hf365.com 2005年12月11日 11:00 合肥晚报

何顿：我的写作无所顾忌

作者：江亦霞

　　一向以写长沙市民生活蜚声文坛的何顿继续了他有关都市的平民传奇，他的作品是市场转型时期都市生活的一面精彩的镜子，对商业化社会的欲望细节，他信手拈来，让未经历过的人一读之后也不由不感叹作者对原生活的深刻把握。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曾经这样评论何顿的写作：“他只是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表达他的个人感受……那些赤裸裸的生活欲望使那些粗鄙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令人惊叹不已。”《我们像野兽》(长江文艺出版社)保持了他的一贯风格又有新变，在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当今的几十年中书写一个时代的商海和情场欲望，在长时间的时代变迁中写一代美院大学生的生活浮世绘。

　　读书报：十年前您在《收获》上发表了《我们像葵花》一举成名，十年后您又写了《我们像野兽》，从“葵花”到“野兽”，您的作品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

　　何顿：十年前在《收获》发《我们像葵花》是写我这代人，写我们被文革那个大环境耽搁了。那个大环境把什么都批倒了，以至不晓得自己要干什么，于是就有了一代人的盲从，事隔20年，报应来了，报应就是下岗。没有本事，没有文化，等待你的不就是下岗吗？最近几年我写了好几个中长篇，如《发生在夏天》、《新青年酒吧》、《希望》和《浑噩的天堂》及《香水百合》等等，都是写我们这代人的辛酸史。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代人年纪青青地就从历史的舞台上退了下来，就成为下岗职工了，当然就有所思考。我在《我们像野兽》结尾中，简略地写了这种状况。刘伢子、邓长健、许军和胡伢子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报应都延续到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人身上了，这是我在写这部小说中突然想到的。

　　在收集《我们像野兽》这部小说的素材时，突然我有一种巨大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特想放开胆子写这部长篇小说，让我想干一件很“猛烈”的事。回想起来，以前我写《我们像葵花》还有点顾忌，写这部小说时，我决定把一切顾虑都踢到一边去，像一个不顾一切的男人一样，抛开世俗和道德的观念(有时候我觉得一些观念让我的写作不畅快)而写作。《我们像野兽》就是基于这些冲动写就的。人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壮胆的，就像一个人走夜路，因为怕鬼就壮着胆子唱歌一般。天天是这样说，这样勉励自己，也就这样写了。这部小说确实没受世俗观念的约束，写得无所顾忌，不管小说写成了什么样子，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是凭着一股写作的勇气和胆量写成了《我们像野兽》。

　　读书报：您的小说中许多知识分子，都经不住市场大潮的诱惑而随波逐流，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您却自愿放弃了收入优厚的装修行业弃商从文，请谈一下您的想法？

　　何顿：我是太喜欢文学了，觉得文学自由，不受约束，不必面对甲方，也不要跌下脸来训斥装修队伍里素质差而且懒惰的民工。过去搞装修，一切都得看甲方的脸色，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甲方验收时付款快。他不高兴，钱就不会到你账上。文学很自由，想写就写，不写就出去走走，用不着去讨好谁。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文学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欺骗，你不认真，她就欺骗你。搞文学并不需要如何多的聪明才智，但她需要孤独。很多人是耐不住这份孤独的，我耐住了。

　　读书报：您小说中的故事始终是在长沙发生的，用长沙话来说《我们像野兽》中几个主人公就是：国庆鳖、斌鳖、中鳖、军鳖、伢鳖、宇鳖、坨坨鳖。您能说说长沙跟您写作的关系？

　　何顿：我跟长沙的关系很简单，我生长在这样一座城市，十分熟悉这座城市的变化。时常开着车(以前是骑摩托车)在长沙街头转，这里走那里看，写长沙的街巷与事情就可以信手拈来，用不着苦思苦想。假如要我写别的城市，我都不晓得我的主人翁，吃了饭或下了班应该往哪里走，到哪里去消磨一天里剩余的时间。再说，我是用长沙话写作，长沙话与北方话不一样，但好在还能用她来写作，虽然北方的读者阅读起来会有点不习惯，但如果他买了这本书，想读，是完全能读懂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熟悉的城市和人，离开了，写不像，写不像就不生动。现在的文学作品，如果不生动，是不会有人读的。

　　读书报：您的大部分小说包括这部最新的《我们像野兽》都以写长沙市民的原生活为特色，您有没有想换一种写作方式？您正在或即将写的下一步长篇能不能透露一下？

　　何顿：我早就在写黄家镇了，那是一个存在于我心中的城镇。写黄家镇有一点好处，就是不会惹麻烦，因为这个镇是众多县镇的综合，在湖南的版图上找不到，又在湖南的版图上比比皆是。以前写过一部长篇，弄得一些人发脾气，说我诋毁了他们的酒店，害得编辑们放肆解释，那些人才作罢。孔子说颜回“不贰过”，那是赞誉颜回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我学乖了，自己杜撰一个城镇，把自己想写的事和人都搬到黄家镇去，我甚至还想跟黄家镇建一个电视台呢。

来源： 中华读书报